析五四先驱们“西化”观——以陈独秀、胡适为例

众所周知,陈独秀、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不是全盘西化论者,在他们的西化思想中,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就此,本文将他们的西化观略作分析。     

充分世界化与民族复兴——试论胡适的中西文化冲突解决方案

面对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胡适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方案,试图克服各种变相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中蕴藏的虚骄自大心理。这是一个被视为“全盘西化”论、强调自我反省和自强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尽管其中的缺陷十分突出,但对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评中国现代化史上的“西化论”

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评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西化论”的历史渊源、思想本质及其影响。认为其进化论的历史观、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的封建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全面反传统”的极端文化批判态度，滋生出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西化论”是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误区。     

影响中国的三种宪政论——程序宪政范式之意义

有三种宪政理论影响中国:形式宪政论、实质宪政论和程序宪政论。通过比较,程序宪政应当最契合中国法治变革的理论范式。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五四”文学理念的建构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是其“五四”文学理念的重要基础,它不只是改革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文字工具,还具有着“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启蒙的巨大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更广阔的思想改革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胡适的知识分子言责观

胡适相信知识分子是“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的,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发言论时要用“公心和理智去思考”,“无所苟”,有根据,可实行,负责任。为此,知识分子要抱有一种哀矜敬慎的态度,这种小心谨慎的言说态度主要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认识所致。要保证知识分子言说的负责任,在胡适看来,至少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开放舆论,不可禁锢言论;二是实地调查,不要空发议论;三是秉公直书,不能因私害公。     

宪政中国化: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诉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宪政中国如何可能,始终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命题。在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中,新知识群体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不同思考和探索进路,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坚持一生为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下求索的文化情结,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历史取向与文化传统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关系。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基于胡适“全盘西化”论的思考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等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给国人留下了文化自卑的缺憾。文章简要分析了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及其历史成因与＂缓慢渗透＂的西化策略,并论证了它对日后中国文化力式微造成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跳出文化自卑的阴影,增强文化自尊和自信。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和谐同步,健康发展。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胡适的实用主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胡适的经验主义实在观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工具主义真理观否定了终极真理论;重疑求证的方法论突出了理性主义精神;改良主义历史观表达了反封建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因此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曾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它无情冲击封建文化的堡垒,大力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启示。     

胡适诗歌与“尝试”精神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在文学、思想、学术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诗歌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新诗运动是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回顾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胡适是不能被忽略的。他以大胆的"尝试"精神,引领着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胡适诗歌与“尝试”精神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在文学、思想、学术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诗歌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新诗运动是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回顾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胡适是不能被忽略的。他以大胆的尝试精神,引领着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宪政视野下“国家”之学说与中国宪法“国家”规范之解析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对国家的认识和规范,不同时期的"国家"宪政学说导致了不同的国家职能及宪法规范特色,与传统西方国家宪法以限制"国家"之宪法规范建构不同,我国宪法对"国家"赋予了更多积极作为的义务,直接规范"国家"的条款及其内容形成了中国宪法的特色,这在回应现当代宪政国家的基本职能扩展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懈怠和恣意留下了一定空间,从宪政法治国家的建设来看,中国宪法"国家"规范在现有体系上尚需补充相应的限制条款,完善现有不合理条款,从宪法制度上确保国家既积极有为也有不得为、不乱为的边界和约束的宪政国家的建成。     

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个代表”思想：中国宪政创新之基础

“三个代表”思想内容丰富，含义深刻，集中回答了新世纪我国宪政建设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目标。“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宪政基础。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重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立足自我完善，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与历史博弈：“扩大会议”时期的胡适

＂人权运动＂时期,胡适制定约法的主张与汪精卫关于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不谋而合。1930年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让胡适看到了在中国实践＂宪政＂的希望。为促进中国民主主义的实现,他参与南北之间的政治博弈。胡适的目的是站在党外的政治立场上,促成＂一个政府＂的实现,不希望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积极促成约法起草,给蒋介石集团造成舆论压力,尽快实现民主政治。虽然最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胡适借助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机会,进一步宣扬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     

“蒙古化”的藏传佛教文化

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取代萨满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信仰,藏传佛教文化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对蒙古地区影响深远。     

反思与胡适的“容忍观”

回到胡适关于自由与容忍的相关文本,提出胡适的容忍观的关键在于反思。胡适的容忍观的形成过程中,反思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关于如何能做到容忍的问题,反思则是破除不容忍心理根源的武器。结合当代相关研究及历史上一些自由与容忍较有名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反思于胡适容忍观之独特及重要的地位。     

“儒化”与民族化:近代政党中国化的路径考察

儒学传统并不存在现代政党的生长基因,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性政党因素的正常发生。近代中国政党主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外源特质。政党文化移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政党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国民党极力提升儒家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标识意义,进行了"儒化"尝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则着重从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和近代政党的客观使命出发,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国族主体地位,走出了民族化的道路,开辟了政党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儒化"并不是解决政党中国化问题的良方,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依托民族实体,挖掘民众潜力,解决现实问题,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