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韶山市城镇化的构想

韶山城镇化起步较早,但发展不快。目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充足,正逢其时。从韶山的具体情况出发,城镇化应有生态性、乡村性、肃穆性之特色。乡村城镇化的构想是为田园格式化、田间作业化、农舍排列化、农民知识化、生产农场化、流通公司化、分配均衡化、消费时尚化。实施韶山城镇化的原则主要是:城扩景护两无碍,城乡齐进相益彰,市增人数人提质,绿色红色永留芳。     

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韶山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基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作用机理,文章构建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对韶山2004-2013年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性和协调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逐渐达到良好协调;2011年之前,旅游产业发展滞后韶山新型城镇化发展;2011年之后,新型城镇化滞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发展,韶山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滞后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推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战略选择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是指立足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乡村教育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以及乡村教育系统自身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共进,从而充分发挥乡村教育的乡村重建和文化传承功能,促进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当前,我国乡村教育面临着现实困境和挑战,遭遇着边缘化、断裂化、现代化与离土化等复杂问题。为此,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需要实施理性定位战略、有效决策战略、主体联动战略与合理调控战略。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治理

乡村是城镇化的落脚点，乡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短板。补齐短板，乡村教师是关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担忧。要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应从队伍的内部和外部进行治理，构建起系统的乡村教师队伍治理体系。以乡村教师双重身份的回归与薪酬状况的改进为两条治理主线，兼顾师德建设和教师培训、教师补充及教师考核与评价等，由内而外地增强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解决教师队伍在来源、发展、流动等方面的问题，培育乡村教师队伍，促进教育公平。     

试论乡村的复兴

乡村复兴是人口城镇化达到一定高度后的新现象。乡村复兴指乡村具有集聚人口、经济的能力和存在的社会价值。乡村复兴的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供给紧张、乡村生态环境优越、乡村文化有一定吸引力。乡村复兴的条件有三,一是交通、信息的发展消弭了城乡空间距离,二是后工业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重生,三是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人口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乡村的复兴,要调整只利于城镇化的人口政策、土地政策,要促进乡村优势资源聚集,还要学习借鉴他地的成功经验。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探论

城镇化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城镇化的关键是推动小城镇建设。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具有内在契合性。当前,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小城镇、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强化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发展现代乡村社会、加快建设美丽乡村等,对促进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层化现象严重、信息化程度不高、优质师资匮乏、乡土意识薄弱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需要遵循系统性、开放性、统整性原则，选择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坚持梯次发展策略以解决乡村教育的层化差异，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以支撑乡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选择多样化发展路径以解决乡村教育资源不充分的现实问题，构建产业经济与教育发展共生机制以破解乡村教育的效益难题，构建乡村文化发展体系以重塑乡村教育文化自信。     

多民族地区的乡市化与文化区发展

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存在着一定的盲目城镇化现象,盲目城镇化对乡村聚落形态造成破坏的同时,也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环境,导致民族文化破坏严重。借鉴国际上乡市化的经验,探索民族地区发展的乡市化路径,有利于促进乡村聚落形态和民族文化保护。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辽宁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促进城乡共同发展。乡村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辽宁省乡、镇数目多,涵盖全省大部分旅游资源,因此,如何合理发展乡村旅游,推进辽宁省城镇化进程是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新型城镇化与辽宁省乡村旅游之间存在协同促进及相互制约的作用,同时,结合辽宁省乡村旅游现状,提出辽宁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应扬长避短,通过科学规划,明确乡村旅游的重点地位。同时,从依托城镇化建设,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及塑造特色品牌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生存心态视域下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现实困境、理论耦合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对乡村振兴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论文以生存心态为中间媒介，审视当前乡村文化发展困境，展望乡村文化发展愿景。以乡村生存心态的“生成性原则”与“区分化原则”于内强化乡民自觉能力、主体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于外助力乡村文化生态平衡、文化资本产业化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激活其内生活力、催化外在动力促进乡村文化繁荣与振兴，为乡村文化扬弃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理论力量。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多元理论视域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探究

【目的/意义】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共荣、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多元化理论视角，探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设计/方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梳理了“三农”问题的理论与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生计框架，作为乡村振兴基础理论研究可援引的学术资源；借助调查研究法、比较法和归纳法，分析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结论/发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主要存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城乡间各要素流动不足，城乡一体化发展对接不畅，城乡服务保障存在差距，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偏低等问题。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应推动城乡产业联动发展、提高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促进城乡文化共融、完善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指立足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当下场境,在对城乡教育的比较差异、乡村文化的丰富蕴含与实践特征进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文明、借鉴新兴技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乡村教育的过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面临着治理价值取向偏失、治理主体单一化、治理力量碎片化、治理过程形式化、治理环境恶劣化等复杂问题。走出乡村教育治理困境需要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即促进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机制现代化以及治理环境现代化。?更多还原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1-2020年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测度模型,对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类型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2）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D值得分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中级耦合协调阶段;（3）根据相对发展度显示,2018年以前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8年以后两大系统初步实现同步发展。     

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城镇化实践

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