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川陕的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是内地人民用茶、盐、布帛、铁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同边疆牧区人民交换马匹及畜产品的一种集市贸易活动。茶马贸易,是历代封建王朝剥削各族人民的一种手段;但通过荼马贸易,又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推动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各民族人民的友好往来。本文仅就北宋时期川陕茶马贸易作粗浅论述。     

明代茶马贸易与边政探析

明代茶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对茶马贸易双方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明政府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措施及茶马比价的变动等茶马贸易实务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政府在茶马贸易中以相当务实和负责的态度管理茶马贸易,并以此来控制西部诸少数民族,贯彻其怀柔羁縻的边疆政策.     

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

北宋时期,安多藏族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各部族力量的不断壮大,在北宋经略西北边疆的民族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羁縻蕃部以制西夏,北宋朝廷大力加强与安多藏族诸部的茶马贸易,并且通过建立茶马场、设置管理机构、制定茶马价格及一系列法规,确保了茶马贸易的正常运行。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不仅为汉藏民族间的了解和融合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内地对安多藏族的经济、文化影响。     

川茶与古代的国家治理

唐朝《茶经》最早记载的茶的产区,主要分布于今四川、湖北等地区。宋元以降,百姓饮茶成风。茶税与盐税一样,成为封建政府除田赋以外的重要财政收入项目。川茶还是支撑国家茶马贸易的主要货源,四川也是茶马贸易的主要交易地。川茶在协调民族关系和治理西南边疆的历史进程中曾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试述孙中山先生关于开发边疆的战略思想

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各省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各族人民都以智慧和勤劳,开拓了祖国辽阔的边疆,在繁荣祖国的经济文化,致力于国家统一等方面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的结果,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到二十世纪初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孙中山先生不仅早已注意到这点,而且十分重视开发边疆和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本文拟就孙中山致力于开发边疆的原因及其部署作些探讨,以此纪念他诞辰120周年。     

明清时期土族地区的宗教僧纲制度

明清时期土族地区的宗教僧纲制度李向德宗教僧纲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央封建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形式。明清时期，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宗教僧纲制也以不同的形式传入土族地区，并很快被统治者所采用，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明代川陕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起于唐,兴于宋,明继其后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安边之策”。只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客观条件的变比,明代的茶马贸易已转到藏族地区为主了。这是由于明代“踵元之后”继续对藏族地区进行经营和治理,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应统治阶级安定边疆的政策需要,密切汉、藏两族的友好往来、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终明一代确实发挥了上述的重要作用。本文仅就川、陕地区在明代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作粗浅的论述。     

简述清朝民族管理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期。与以前各封建王朝相比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其机构更加完备 ,其制度更加严密。了解清朝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各隶属部门的职掌情况 ,对研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间不仅有着悠久、牢固的政治联系,而且有着传统、频繁的经济交往。这种交往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曾以种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过。“茶马互市”便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种。 茶马互市,主要是指我国北部与西部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集市性贸易活动。它开始于唐代,盛行于两宋、明、清,长达千余年。这种贸易因大多由封建国家所控制,或在国家政令的许可下,由各族群众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而被称为“官市”和“民市”。另外,还有不顾上述政治上的种种限制,进行走私贸易的,又称为“私市”。不可否认,茶马互市贸     

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3所学校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的8年中,西南联大有关研究机构及学者们积极投身于西南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进行了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边疆经济地理、少数民族宗教习俗、地质地理矿产等方面的调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遗产廊道视域中滇藏茶马古道价值认识

滇藏茶马古道是历史上纵贯西南边疆的民间商贸通道,对西南边疆民族经济互助、文化交融、民族和谐、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角色和功能,急需全面分析古道所面临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以阐明重新认识滇藏茶马古道价值的必要性。基于此,提出茶马古道全新价值观,即古道在遗产价值、维护生态安全、遗产游憩廊道、爱国主义教育和寻求共同地方认同等方面的多元价值表现。以古道新价值为依据,指出构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是发挥和利用古道完整价值的适合途径。     

辽、宋、金、元时期各族的中华意识评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上说,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秦统一和元统一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秦统一是以少数民族的汉化为主要特征;元的统一,则以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共创中华意识为主要特征。本文试就辽、宋、金、元时期各民族的中华意识,做一粗浅的评述。 五代十国以后,在中国出现了多民族封建王朝并存的现象。这是自唐代以来,统一的封建中央之下,地方民族政权向更高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不仅在地方出现民族政权,而且在地方还出现了少数民族封建王朝。这种并存与宋代以前的分裂不同。从整体看,中原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朝贡作为一种重要经济联系,而成为同一个国家内共同经济生活的标志,并为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民族意识变化看,这时期的少数民族开始自觉地增强了中华意识。这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是根本不同的。“汉”有两重含义:     

藏族茶文化：茶马贸易与藏族饮茶习俗

藏族茶文化出现于吐蕃时期，其发展历程依次经历了知茶、需茶和嗜茶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每个阶段几乎与茶马贸易不相分离；茶马贸易又以茶文化在藏区的传播为依托。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开展加速了藏区茶文化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另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产生本身又与中原茶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相关联，当少数民族有了用茶的需求时，才能为大宗茶马贸易的开展提供可能性。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在"茶马古道"上长期的纳西族、藏族贸易中,滇西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产生了一种别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它是在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特别流行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贸易中,历史上,它随着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看出,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迪庆时期,纳西族与藏商的贸易交往十分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就已有了"房东伙伴"的商业贸易习俗。这一贸易习俗到清代以后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西北和西南的其他例子也可看出,这种最初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这种各民族特定的基于家庭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和睦和谐、相帮互扶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动力。     

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在“茶马古道”上长期的纳西族、藏族贸易中,滇西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产生了一种别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它是在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特别流行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贸易中,历史上,它随着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看出,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迪庆时期,纳西族与藏商的贸易交往十分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就已有了“房东伙伴”的商业贸易习俗。这一贸易习俗到清代以后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西北和西南的其他例子也可看出,这种最初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这种各民族特定的基于家庭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和睦和谐、相帮互扶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动力。     

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制度的建构

茶马贸易自唐开始,始终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一项“国之要政”。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间互通有无的贸易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国防诸方面。宋代神宗熙宁年间对官方控制的茶马贸易作了制度上的规定,包括榷茶制度、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和职官制度、川茶搬运制度、比价原则、禁贩制度等,形成了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初步格局,确保了茶马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论宦官在明初参与西北茶马贸易活动中的作用

宦官在明初西北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洪武八年明太祖遣内使赵成往西番市马,到洪武二十五年,司礼太监庆童和尚膳太监而聂到陕西河州、必里卫等卫市马,宦官被委以重任。由于洪武朝皇权力量强大、制度健全,宦官皆能奉公行事,且有政绩,并延续永乐、宣德时期。与英宗以后宦官大量参与茶马走私、专权干政相比,宦官在明初茶马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效,对于加强明王朝与西北藏区经济文化联系,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