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秦始皇借用此说以弥补法家思想缺少政权更迭和自然根据的不足。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成为“禅让”式政权更迭的理论依据,沿用达千年之久。从相胜到相生,五德终始说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到有情有理化的转变如出一辙,作为自然理性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

本文依据传统“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国名中争议较大的“大白高国”重新作出阐释,并揭示了西夏号称“大白高国”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国名“白高”,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五德终始”说与中国政治神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在每逢王朝更换之际经常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不过在周公＂以德配天＂和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论主导下,＂五德终始＂说及＂五帝＂、＂五色＂等等神学推演,主要都是发挥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意义。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论邹衍思想中的儒、道成分

邹衍是先秦阴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往人们认为他的思想诡诞华虚,是中国古代迷信思想的大本营,但是深究其源却能发现,邹衍的思想兼采儒、道等家,既对道家的自然观有所借鉴,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所吸收。虽然其中也不乏怪诞之说,但其仍以致用为首要目标,因而在战国末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

当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本文对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关系从八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仁爱为本，二、人伦关系，三、义利并行，四、中和思想，五、诚实信用，六、勤俭节约，七、刚健自强，八、天人合一。     

谈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但他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对儒家学说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 ,也以如下两种方式对其进行了吸收与改造 :一是借儒者之口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轻罪重罚 ,“平法”、“持势”等 ;二是借儒家概念阐明自己的观点 ,对“仁”、“义”、“礼”等或直接继承与延伸 ,或对其本义进行改造 ,赋予其新的含义。这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学说的影响力 ,为树立自己学说的独尊性与权威性服务     

谈儒家伦理学说与周礼

通过对儒家的仁爱理论、孝亲思想、礼与仁的统一观、社会责任意识、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孔子对周礼的赞美性言论的剖析，发现儒家伦理学说正是对周礼“亲亲”“尊尊”原则的理论探讨与说明，其目的在于解释，说明和论证周礼所倡导的社会伦理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民族观与先秦儒家学说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是中国儒学之渊源,它对中国传统民族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以开明性和发展性为其主流,体现在不以血统来划分民族,不以凝固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的发展变化,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体现在传统民族观之中,使“怀柔”原则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引发各民族间对共同道德准则的共鸣。保护中原华夏经济文化免受游牧民族的破坏,是先秦儒家推崇“尊王攘夷的主要原因”;相对发达的华夏经济文化所引发出的华夏优越感,是中国传统民族观最主要的局限性。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西汉前期黄老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兴衰沉浮

西汉初期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由于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从汉文帝后期开始,西汉统治者即逐步改弦易辙,以主张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到汉武帝时,明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又有相互协作、支持,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并不一味复古,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 2 0年代 ,在 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 ,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 ,并不一味复古 ,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 ,加以创新 ,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试论儒家学说的自然观知识观及其变革精神

在对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的反思中 ,有学者对儒家学说能否适应市场经济提出了疑问。理由是儒家学说只注重生命伦理 ,不重视自然 ;只重视仁 ,不重视智 ;只重视守成 ,不重视变革。这种疑问缺乏真正的依据。儒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自然观、知识观和变革精神。它不仅不会阻碍新世纪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会对其发展继续地起促进作用     

先秦墨家法律学说述评 ——墨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反动及其解析

对先秦墨家学说及其与儒家礼治学说的学术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解析,认为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儒家礼治学说的畸形变种,是对儒家礼治学说的一种理论反动,其学术进步性并没有现代某些学者所认定的那么夸张。     

儒家文学教化说与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说被误会的成分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误会就是儒家的教化是政统的工具理性,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与其说儒家提倡教化说是为了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更为根本的是为了"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价值理性".     

试论儒家学说中的公关意识

探究我国古代儒家学说, 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精深的公共关系意识： 儒家的仁政学说与公共关系学有着共同的依据和出发点－ － 公众利益; 儒家的义利观与现代公共关系学说所倡导的“真诚合作, 互利互惠”原则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儒家所强调的“礼”包含了公共关系活动中所讲求的礼仪。儒家的 “人和”思想恰恰体现了现代公共关系学的 “双向对称模式”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