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政府补贴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直接和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且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更强;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与产权性质联合调节政府创新补贴效果;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政府补贴效果受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产权性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且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R&D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的 影响机制

采用我国2007~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构建一个包含R&D财政补贴、区域R&D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区域专利产出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区域R&D投入在R&D财政补贴对区域专利产出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R&D财政补贴正向影响区域R&D投入，同时也正向影响区域专利产出；（2）区域R&D投入在R&D财政补贴促进区域专利产出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R&D人员投入相比较经费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3）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不能直接对地区专利产出产生促进作用，但调节作用显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的地区，区域R&D投入在R&D财政补贴与区域专利产出间的中介作用也越强。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减税降费、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为研究减税降费和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文章选取沪深A股526家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年龄、规模、区域分布等特征差异视角,以企业年龄为调节变量、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年龄有负向调节作用;政府补助对东部沿海地区、大型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促进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机制分析

采用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人才路径下,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人才优势具有影响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相关关系的中介效应,创新人才优势有助于缓解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当期自主研发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补助在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研发补助有助于增强创新人才优势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创新人才优势不明显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政府研发补助和创新人才优势对高研发强度行业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用。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

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号传递及资金获取的角度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政府资助资金越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大;融资约束在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与外部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知识基础和行业竞争性均在高科技行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非高科技行业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对创业板上市的201家高新技术企业2010-2013年财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结论:(1)企业自有资金水平、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3个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相关关系;(2)盈利能力对研发投入强度产生反向相关关系;(3)技术创新能力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效果不明显。根据本文研究的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合理增加企业规模;(2)规范市场披露机制,优化企业研发信息;(3)加大高素质人才的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现实背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文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典型化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依次选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结果发现:一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但支出规模的增加却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二是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调整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竞争程度的提升在阻碍支出结构优化的同时助推了规模的扩张;三是虽然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却能够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和规模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且间接作用均呈现出抑制效应.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研究型大学R&D经费的中美比较与启示

研究型大学R&D活动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研发经费是开展R&D活动的基本保障。以中美各3所知名研究型大学为案例,从R&D经费的规模、来源、增长率、支出结构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政府虽加大了对研究型大学R&D经费的投入,但总体投入仍不足;来源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展,R&D经费支出结构有待优化。建议政府对研究型大学R&D经费的投入要保持适度、稳定增长;加强政产学研的实际性战略联盟,拓宽R&D经费来源渠道;加强基础研究,重视试验研究,提高R&D经费的使用效率。     

江苏省R&D资源状况分析

江苏省R&D资源状况以及产出成果居于全国前列,但江苏在R&D投入方面的强度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相比差距较大;江苏R&D活动内部结构失衡,活动资源的地区分布差异大,各行业R&D活动投入强度及产出效益亦不均衡;企业在江苏R&D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已经显现,科研院所依然是江苏R&D活动的中坚力量.     

政府补贴对新兴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对新兴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间接补贴的激励效应更强;同时,政府补贴方式受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的影响其激励作用亦存在差异。因此,应从政府层面建立全面有效的政府补贴机制和多元化的政府补贴方式,从企业层面强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资金监管。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以管理层短视为中介变量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学术界尚存争议。以2000-2016年在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风险投资进入对企业上市后三年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培育效应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2)管理层短视在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具有中介作用,风险投资进入后,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及强度;(3)通过后续融资服务引入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提供增值服务降低企业风险,是风险投资缓解管理层短视的两条重要机制。     

美国政府生命科学研究投资与美国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的地位

美国联邦政府R&D支出占全社会R&D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 ,而其基础研究在政府R&D总支出中不断增长 ;美国生命科学在其联邦政府R&D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自 1982到 2 0 0 1年 ,年真实增长率达 5 .8% ,生命科学研究支出占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支出近一半。政府R&D支出奠定了美国生命科学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债务融资能够在研发活动中发挥治理作用吗?

以2009-2012年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企业研发活动产出,通过研究债务融资对研发产出和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债务融资在研发活动中发挥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1)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大,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数越多;(2)企业总体债务融资水平对发明专利授权数和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比长期负债,短期债务融资产生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支持了债务缓解代理问题这一理论,还进一步揭示出短期债务能够更加有效缓解代理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助与创新意愿

企业发展离不开创新研发活动,驱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需要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共同发力.已有研究从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探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缺乏相应路径的深入研究.为此,文章以2013—2018年沪深A股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引入中观视角下的政府补助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意愿的作用路径,并讨论宏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此路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意愿;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混合所有制程度可以正向调节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文章还得出:政府补助在企业当期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而混合所有制程度对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国企借助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创新发展和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绩效——研发创新投入的“倒U型”调节作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减震器。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路径，并从研发创新投入视角出发探究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同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直接提升自身的创新绩效水平，也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程度间接提高创新绩效；但研发创新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将自变量滞后一期处理时，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未来，制造业企业要明确新时代履行社会责任的新诉求，正视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与方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及外部利益相关者要携手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共同助力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制造业企业自身要坚持适度原则，运用互联网技术动态监测研发创新投入效果，确定最佳投入强度，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最大化。     

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金融化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发投入跳跃是企业正确把握产品生命周期,实现研发策略转换,稳固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但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有的研发环节。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企业不同金融化程度下,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经营绩效、价值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并探究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价值绩效之间存在企业金融化的双门槛效应,二者呈现以企业金融化为44.11%为分段点的近V字形关系。(2)研发回报率、研发产出弹性存在企业金融化的门槛效应,当企业金融化处于0%～6%(±1%)的区间内,研发回报率与研发产出弹性均为正,较为适合进行研发投入;当企业金融化程度逐步加深,研发回报率会出现下降—增加—下降的波动。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对企业金融化趋势下的企业经营与政府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政府公共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的研究

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多项公共支出变量为非平稳的二阶单整并与总产出及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额等经济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生产性支出、政府机构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3)非生产性支出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经济增长只是政府机构支出增加的长期原因.经济增长反方向促进非生产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增加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