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隋唐时期佛教与科技发展关系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佛教兴盛建立在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扶持及佛教自身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佛教徒所翻译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佛法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也成为隋唐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在其可能范围内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相应的推动。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王荣国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由于隋唐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持，佛教各宗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宗派在福建的传...     

略论汉唐佛教的民俗化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汉唐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本身已成为隋唐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融透过程中,从信仰样态上来看,经历了观音信仰、弥陀信仰的民俗化诸过程乃至向民众生活领域民俗化过程;从特征上来看,佛教民俗化表现了泛神性、兼融性、简约性等特点;从宗教的社会作用上来看,其功效是显著的,表现为由外向内、由低向高的社会功效方面。     

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空前繁荣,三论、天台、禅宗、律宗、华严等宗派林立,广为传播;大德高僧云集,翻译著述成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学著作;寺院遍布州郡,表现为僧与士、佛教与诗歌交相辉映的禅林诗境,以致在佛教传播趋于式微的宋元时期,绍兴佛教仍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呈现出佛寺与朝廷宗室关系密切,佛教寺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等趋势。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承祧和流变,既源于中国佛教传播的大背景和绍兴特殊的地域优势,又和该地区的历史积淀、民风民俗相关。绍兴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本花道起源初探

随着古代中日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国的梅花、菊花、垂柳,及隋唐时期以花传情、寄情花木的赏花习俗传入日本,大大推动了日本赏花文化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礼法和佛前供花以及花器的不断传入,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日本祭坛插花的兴起,导致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的诞生。池坊流随着与日本本土文化日益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特点的插花艺术——花道。在Ikbana（日本插花）这个名词已广为流传的今天,追溯日本插花之源头,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插花艺术之魅力,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为振兴中国现代插花艺术提供有益的借鉴。     

慕梵而尊礼: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

隋唐五代三教鼎立,绘画呈“三教合一”态势,佛、道两教在题材上影响更大。佛教的净土宗信仰导致诸多壁画以绚烂为特点,禅宗则使山水画向水墨的平淡发展。     

论隋唐时期广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兼论隋唐对广西的统治和汉族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历东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隋唐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唐文化直接传播到了广西地区,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边疆各族人民为丰富盛唐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隋唐五代时期的回纥

本文对隋唐五代时期北方草原回纥民族的兴起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着重讨论了回纥与隋唐五代的关系,说明其为隋唐的繁荣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邓子琴史学成就述略

邓子琴生长于文化氛围浓郁而经济境况困乏的家庭 ,走的是一条文学—哲学—史学、文史哲贯通的治学道路。其成就主要在史学 ,可分为佛家哲学和佛教史、礼俗风俗史、唐宋史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四个方面。其主要著作有 :《隋唐佛教史》(4 0年代 )、《中国礼俗学纲要》(194 7)、《中国风俗史》(著成于 4 0年代 ,出版于 1987)、《隋唐五代史讲稿》(1957)、《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194 0 )、《钓鱼城史实考察》(196 2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集》(1958～ 196 4 )、《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论丛》(196 0～ 196 3)、《中国少数民族史要略》(196 4 )。     

佛教双语字书与隋唐胡语风气

唐代是翻译佛经和西行求法运动的高峰时期,为了更好地理解深奥佛法的真谛以及学习域外知识,与梵语等外语(或西域民族语言)相关的启蒙著作及工具书,包括佛教词典、梵汉字书、佛经音义著作等等更是急需的热门.讨论唐代社会的胡语学习及使用风气,从时代背景来分析佛教双语字书以及音义著作形成的原因,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献的价值.     

隋唐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制度

隋唐律令制度博大精深且积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以至影响古代朝鲜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古代朝鲜、日本等国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仍保持着很多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

为探讨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这一命题,对建都长安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西周青铜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唐长安城等大量考古遗存与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华之礼得周公而制,中国之政得秦皇而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定,中国之盛得唐宗而成,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分析认为,长安地区是炎黄故里、儒释道圣地,是汉语、汉字起源之处,汉赋、唐诗繁盛之地,创立和繁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分析结果表明:长安是丝绸之路新起点、光复伟业最高地,新时代、新长安必将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