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解构主义”之辨

半个世纪以来风靡全球的解构主义已不再是新鲜术语,人们对其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解构”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区别。因为“解构”是一种策略,“解构主义”则是一种唯“解构策略”至上的理论,“解构”与“解构主义”不仅思想指向各不相同,而且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法“本质”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把握了“解构”与“解构主义”在具体内涵、思想方法上的不同有利于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学术价值。     

德里达政治哲学简析

作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的政治哲学是潜藏于其解构理论之中的。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德里达最终建立了一种文本化与语境化的政治哲学。他倡导了一种以解构理论为根据的伦理—政治观,围绕着“它在”概念,不仅重新规定了公正问题,而且还重新解释了民主问题。     

解构的伦理面向:德里达与列维纳斯

德里达一直致力于对人道主义、人性、伦理这些论域的解构,这使人们容易认为,解构与伦理学相对立。德里达早年对列维纳斯的批评,亦使人们相信,德里达也把伦理学列入解构的重点。但德里达后期却明显地转向伦理学,此时他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他者的伦理问题。而德里达后期关于他者、礼物、宽恕、死亡、绝境、没有宗教的宗教性等思想,都印有列维纳斯影响的痕迹。解构的伦理性已经是理解解构主义重要的维度,正是在解构伦理学中,解构给予了一种伦理性。这也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德里达早年对列维纳斯的批判。德里达正是清理了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同一性思想,而发展出他的解构思想。尽管那时的德里达怀疑希伯来进向的可能性,后来却从列维纳斯给予的希伯来的某种思想资源中获益匪浅。从德里达早期对列维纳斯的思想批判中,可以看出德里达解构思想最初运作的思路和价值取向。     

克里奇利解构主义伦理学刍议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25周年纪念版序言中,将西蒙·克里奇利视为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伦理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并非没有缘由。伦理学关注道德、法律、责任和义务,这同解构主义的反传统势态显得格格不入。但克里奇利认为解构具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必然性。伦理学并不在例外。由是观之,他的《哲学家死亡书》并不仅仅是调侃哲学的威权,而毋宁说是他解构主义伦理学的一次实践。针对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克里奇利提出一种强调即时即景的伦理经验的“他律伦理”,其中悲剧剧场是为一个典型情境。他的《无信仰者的信仰》,这样来看,一定程度亦可视为延续和彰显了解构批评伦理学转向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中回归保罗书信的倡议,最终是揭示了解构主义伦理学名可名,非常名的“谦卑”之道。     

解构批评与笑的艺术——兼论当代喜剧电影

“解构”旨在表明,逻各斯中心化的统一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自我颠覆的悖论之源。解构批评的基本策略是在文本内部抽绎出互不相容的指意取向,将其置于自我背反性的矛盾之中和意义无法确定的两难之境。而就“笑”的对象来看,喜剧性矛盾的基本特征也在于它的自我背反性,由此可以见出解构批评与笑的艺术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解构的快乐是一种极富幽默意味的智慧式喜悦。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从内部发难突破了原有系统的封闭结构,消除其本源、中心和二元对立,同时为“他者”的涌进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在内外因素的自由碰撞中,引发确定性之外的多元化思考,生成一种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     

解构主义诗学评析

解构主义诗学在诗学史上实现了后现代的转型,它建立了一个与传统诗学不同的文本观、文学史观,解放了读者.但是,解构主义诗学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在反本质主义了走向了虚无主义,过份强调阅读自由,使解构主义诗学自身也陷入了被解构的境地.     

新时期雅俗文学的消解运动

１ 解构一词即法语结构（建构）一词的否 定式,解构批评即是“消除结构”的批评方 法。国内学者在应用这种理论方法时,使用频率颇高的所谓“消解”、“颠覆”都是“解构”这一概念的同义语。 源于法国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反传统、反成规、反权威、无中心、无深度,其对传统的态度相当决绝──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否定语言的指称功能,否认作者权威和文本的独创性,否认理性和真理等学术研究的终极理想,并常常带有激进的政治色彩,体现出整个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解构主义者从语言文字问题入手,首先瓦解了语言文字的意…     

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解构思想

德里达《论文字学》阐述了他的解构思想,反映了新、旧两种语言观,即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差异,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一个均质的系统,解构主义则看成是不均质的,因为其中存在历时性的不同的痕迹。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及文字的性质、起源、文字学的对象等问题上,德里达也提出了他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他追溯了文字概念的遥远历史,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作了解构性的剖析,从而对言语与思想、言语和文字、阅读跟写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新的阐释。     

论德里达的结构观

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充分展示了他的结构观和解构策略,这是其解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奠基之作,它的影响渗透在各国人文科学领域中。演讲通过对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的批判,表明了德里达对结构和解构的基本立场:拆解固定中心的旧结构,用解构的策略将旧结构转换为差异游戏的新结构。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是从内部拆解传统,它包括:一是反对意义僵化,借用旧概念的同时以双重表示、旧词新用等方式来进行概念重组;二是运用增补逻辑开发边缘因素的地位,模糊二元概念中的对立倾向,用游戏精神彻底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和重构新结构。     

马尔库塞的艺术新感性思想研究

马尔库塞的艺术新感性思想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以及由技术文明所造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基础上的。他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人们变成了失去否定精神、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通过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提出建立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而这种非压抑性文明要通过意识革命及人的感性解放来获得。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新感性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人类要获得解放就必须通过艺术新感性去完成。他的理论不仅拓展了现代美学而且具有独特的价值。     

文化产业解构传统产业：机制与路径

文化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另一条主线,文化产业的兴起是产业结构演进逻辑的产物。在文化经济一体化驱动下,文化产业通过渗透、转换和提升3个机制,走出一条解构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道路。     

农民工外出和返乡：村落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规模地外出务工,导致传统村落结构逐步解体和传统村落文化继替逻辑的断裂。与此同时,农民工周期性返乡,特别是金融危机可能导致永久性返乡,在带来村落文化复兴的同时,促进了村落文化的重构。     

存在之真理及其政治哲学之解构

从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观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真理观 ,来看待政治这一人类事务领域 ,我们发现马克思、海德格尔攻击柏拉图主义与解构政治哲学是合为一体的。存在之真理观不允许对政治作独立的流俗性理解 ,它所能容纳的只是存在自身出演的方方面面的戏剧 ;“生存———实践”观则真正终结了柏拉图肇始的政治哲学 ,指示了根本的政治问题解答的先在标准只能到经济领域中来寻找     

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对隐缠序的解构之解构

组织创新作为复杂性研究中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而要弄清组织如何创新就必须厘清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这便是组织中的有序通过什么因素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得以促成其在组织层级演化过程中的传递从而导致组织的不断创新的。其实,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在组织中对有序的传递起了关键性作用,正是因为这种传递,使得有序在延续原有基本结构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适应性改变,从而导致了组织的创新。     

《无字》:男神镜像的创生与颠覆

《无字》饱含了张洁的生命和感情,是其思想与艺术积累的一次总爆发。《无字》对于张洁创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对其创作中的男神镜像的建构和解构。张洁创作中的男主人公由"男神"到魔鬼的蜕变是她内在矛盾冲突的多向呈现,这多向呈现可作为研究张洁思想性格变化的依据,她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又形成她文学创作的种种新面貌。     

用解构视角重读《笑傲江湖》

借鉴解构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对新武侠宗师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解构分析,颠覆了以往金庸小说研究中对其小说结构和主题的理解,认为：从结构上而言,以往批评所认为的小说中“江湖”和“庙堂”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不成立;从主旨上而言,作者自己所阐释的小说主旨和批评界对这部小说主旨的传统认识也未处在小说意义的中心地位;而散布在小说意义边缘的细节,则颠覆了传统观点中几组重要的二元对立概念.     

解构“忠实”——译论研究的哲学转向

文章旨在解构主义理论的哲学视角下,对＂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再解读。所谓的＂解构＂,在翻译领域中,其实是以积极的肯定和承认为逻辑前提,破除单一、封闭的文本结构,进而产生多元、开放的译本,使原文在发展和扩大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尊重原文、再现原文,依然是译者的任务所在。     

艾青“北方组诗”原型意象解构

原型批评自20世纪诞生以来,影响极为深远.它以一种新的视角解读文学作品,使作品重新焕发出一种生命力.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北方组诗"加以探讨,可以把握诗人的写作风格,整合诗人的文学经验,本质地认知其作品.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