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国化——以晋西北边区为例

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向党领导下根据地经济生产"载体化"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边区乡村这种结合本土特点的合作社形式的"嫁接"相较于恪守西方原则的"移栽"更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由此不难窥见战时中国在革命中经济新陈代谢之一斑,并预示着未来一个以组织化集体生产的"新中国"的到来.     

“比下有余”何以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正读到一篇《摈弃"甘居中游"的心态》的文章,说的是有的干部把"甘居中游"当成做人做事的秘诀,做事不努力,"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我安慰。文章批评道,"这种心态之下,一些干部在岗不在状态,为官慢为、为官不为,实质上还是庸官懒政的老毛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确实是中国人常有的心态,不过那主要不是指当官混日子,而是一种小老百姓无奈的自我安慰。中国的童蒙书、家训、善书、箴言、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有效性分析

作为农民依照合作社原则自愿组建创办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具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等经济有效性,同时更具社会有效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时刻站在农民角度思考、解决和处理问题,通过联合使单户农民作为强有力整体参与市场交易,可为农民争夺"话语权"开辟新途径.通过科学合理配置资金、技术、劳动力和设施等生产要素,可为农村服务社会化拓宽新领域.通过对成员在农业新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培训锻炼,可为农民提高素质开辟新课堂.通过将国家各项惠农促农政策落到实处、促进干群关系改善和政府职能转变,可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架构沟通桥梁.     

增进心理健康 先从心态说起

<正>心态决定命运。茶杯里有半杯水,有的人依然兴高采烈,希望更有滋味地品尝。有的却满眼悲伤,水怎么就剩下半杯了。同样是秋天原野,有的看到的是硕果累累,想到收获的满足,有的看到的是秋叶枯黄,人生凋零。不同的心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造成几度欢乐几度愁,有人欢喜有人忧。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心态是增力的情绪,带给人的多是欢乐、信心、乐观、自得;消极心态多是减力的,带给人的是难过、懊悔、紧张、烦恼。领     

论合作社的组织基础

与公司等"资本"的结合不同,合作社是"人"的结合。合作社主要承担了为社员提供比较优势、作为一种保护性组织、扮演社会公共角色、探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四大功能。为了保障社员需要的实现以及免遭"异化",合作社采取了"劳动控制资本"的组织原则。"劳动控制资本"在保证合作社"社员导向"的同时,也使合作社的分配性质主要体现为"按劳分配"。不仅如此,"劳动控制资本"还使合作社的产权具有了非排他性(社员联合所有导致)、非稳定性(开放的社员资格导致)、不可分割性、不可交易性的特点,本文把这种产权形态称之为"模糊产权"。由于"模糊产权"是"劳动控制资本"的必然结果,而"劳动控制资本"则是合作社的组织基础,因此,制度经济学倡导的"产权明晰化"改革对于合作社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换言之,合作社的"模糊产权"可以改进,但从本质上是不能彻底改变的,所有的产权改革都要以不损害合作社中"劳动对资本的控制"为底线。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模型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分析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进化到了较为复杂的时期,突破了传统的微观投资阶段,走向了多功能农业经济体。这其中包括了基于历史空间发展的多重路径,旅游合作社的演化研究,这些问题是国内外研究的焦点。基于"有限理性"假设,阐述演化经济地理学EEG研究框架,突出其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着重研究乡村旅游合作社的路径依赖与各部门在政策调整下的分布关联,使用其中的代表性模型TALC(旅游地生命周期,意译)研究国内旅游合作社的增长状况,着重分析以东南沿海典型乡村旅游合作社为样板的研究。通过历史性空间变化与路径依赖的分析,发现东南沿海乡村旅游增长是农业结构中农村设施、农民行为、区域与全国政策、市场这4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作用的结果。为乡村旅游经济的研究提供案例,并对旅游合作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农民合作的结构性力量之形成——以胡村合作社为例

农民合作组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以河南兰考县胡村合作社为例,要想推进偏远落后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应该发挥结构性外力的作用,动员村"两委"的支持和参与,培养村庄能人成为合作组织的骨干和领导者,并通过"选择性非经济激励"的办法和在当地能够奏效的"土"办法提高农民觉悟,从而使合作组织不断获得完善和发展。     

村干部论

村干部是指农村村级组织的管理人员,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妇代会主任等。我国共有村干部800万人左右。这800万左右的村干部是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具体组织者和直接管理者,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一、亦“官”亦民的身份村干部的身份应如何界定,是“官”还是民?这是研究村干部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从法定身份来说,村干部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农民有的,他们也有;干部有的,他们却没有。他们和农民一样,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经营项目,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收入,他们和农民一样,不列入国家公职人员序列,不享受国家干部所具有的“皇粮”、工资、公费医疗、福利待遇、退休保障等一系列经济待遇;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外流心态探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反复禁止农民外流,但从大量史料中可以看出,农民向城市、工矿乃至新疆、关东等地的流动一直没有停止。农民普遍外流的心态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城乡差别明显存在的情况下,怀着改善现状,闯荡未来的心态;其二是怀着摆脱窘境,开始一种全新生活的心态。其心态体现着底层民众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是一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自然选择。     

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分析——基于江西余干枫港乡农民的调查报告

基于江西省余干县一乡村的农民调查发现,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较高,但精神文化生活简单。他们对自身情况除了经济状况外其他均较为满意,但对外在的政治、风气和环境等满意度偏低。综合分析得知,欠发达地区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对收入期望高,而政府宣传教育工作并不到位,农村风气及环境问题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持续深入而广泛的农民流动及其酿成的农民心态与"物质万能论"思想主导是关键。因此,一方面要发挥基层组织的纽带作用,重新将农村基层群众团结起来。在保持和巩固江西省生态优势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进步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富民的同时不忘文化强民战略。同时加强人文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化解社会焦虑,培育幸福心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农民合作经济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东方农村合作经济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俄国、中国、印度等国农村小农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提出来的。马克思、思格斯主张通过合作社实现农民由小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从小农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认为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的原则。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农民合作经济理论,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发展,重视农民流通领域的合作。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合作事业,但他只重视生产领域的合作,轻视流通合作,以农业的集体化取得了合作化。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识到合作社运动对组织和解放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规模巨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随着由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三农"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所以会频繁地发生涉农恶性事件,是因为近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减少,难以承受不断增加的各种负担.据测算,在农业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目前传统的种植业已经无利可图,加上我国加入WTO给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民今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是收入的锐减,另一方面是沉重的负担,两方面的因素以夹攻之势,加剧了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要有效地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使农民和政府一同走出困境,根本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试论把握“信念”概念对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苏北望村基督徒因病信教现象的考察,关注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用"信念"来把握农民"信"的起点心理,它蕴含了个体面临生命困境时寻求宗教帮助并对之赋以期许的自然心态和家庭伦理。"信念"的宗教建构、"信念"的情感嵌入以及"信仰"要求三个宗教操演环节促使个体心理的由俗入圣。基于原有病型及其疗效基础上的个体与宗教间的互动,信徒发生了信念坍塌、信念过渡和信仰升级三种类型的心理分化。"信念"操演与分化构成了农民宗教心理演变的机理,也形塑了农民的信仰方式。文章进一步探讨"信念"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中的个体宗教心理、宗教皈信、宗教复兴等议题所具有的启发。     

完善救助模式 呵护流浪儿童——“类家庭”救助模式的发展与完善

正发展困境"类家庭"选址难题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开展的"类家庭"服务项目依托市救助站内两个"类家庭"公寓。南京市救助管理站的领导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救助站更多的是考虑安全第一,一些流浪儿童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又不愿待在站里接受救助,即使同意进入类家庭也是抱着尝试和好奇的心态,短时期内可能效果有限,有的流浪儿童长期在外流浪,思想不成熟,可能会以进入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实施精品战略 打造百姓满意医院——天津市宝坻区中医医院深化创新,打造百姓放心满意医院

北京大兴区杨大爷和老伴特地赶到天津市宝坻区中医医院,为医院送来了一面锦旗,感谢大夫治好了他缠身15年的"老寒腿"。像这样疑难杂症患者宝坻中医院每天要接待上百例。有的是吃低保的农民,有的是因病返贫的下岗工人,有的是饱尝病痛折磨的机关干     

围城内外的困惑——试析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离婚者形象

婚姻就像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面对婚恋的种种不幸,有的渴望离婚,有的不愿离婚,有的只是闹闹离婚,有的离了婚还要努力再婚。围城内外的悲欢离合被鲁迅、老舍、张爱玲、茅盾、郁茹等现代作家演绎成一篇篇小说。于是,在现代文学长廊中,有了一群富于悲喜剧色彩的离婚者形象。笔者试图从中国现代小说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离婚者形象进行分析透视,以揭示离婚者形象特殊的心态及其造成这种心态的民族文化背景。     

中国式新农夫运动

两年前,在美国当了半年农民的女博士石嫣把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CSA）移植回北京,开办了小毛驴农场．当时无论石嫣还是最早的一批会员,有的只是对这种理念的认同和对新生活方式的好奇与冲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两年里,食品安全频频出现问题,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社区中来．他们和石嫣一起把这种模式翻新花样,形成一种“新农夫运动”.     

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比较问题探讨

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要从文化形态学入手,首先判断中日基本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基本文化形态来说,中国前近代文化为"先进自主文化",近代文化为"自主文化";日本前近代文化为"后进学习文化",近代文化为"学习文化"。从文化特质来说,中国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日本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尚"实"。从文化心态来说,中国前近代以"大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从"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日本前近代以"小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逐渐过渡到"大国文化心态",乃至"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中日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于乡村农民组织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构建

农民自组织是农民自主建立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福利水平的利益共同体,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历史上农村组织是在行政权控制下、农民被组织的传统形式,新时期构建的是"民有、民享、民治"的现代农民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