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诗学:声音和语言的符号关联——关于符号学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论纲

长期以来,由于文字崇拜、文本中心和文人心态的影响,固有的"诗学"理论实际上局限于文本范围.堪称"文本诗学".如今面对文本中心的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口传文化的存在及其原创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对"口语诗学"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诗学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的逻辑进程来加以考察。比较诗学的发生理论主要包含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个基本要素。在比较诗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产生过模仿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四大基本理论。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发生出发来探讨诗学的发生。论者认为,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亦可以从诗学的立场而予以反向的审视。从比较诗学产生发展的角度,考察一般的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论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学者叶雏廉对中西比较诗学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质疑西方新旧文学理论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模子”学说,以关注中西文化的互照互省。他对寻找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化模子”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跨文明研究”这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     

论90年代前期乐黛云的比较诗学视野——以《世界诗学大辞典》为例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乐黛云在90年代前期就对中国比较诗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体现了乐先生独特的比较诗学视野:正本清源,平等对话;寻求共同诗心。该辞典虽有词条收录不全、创新思辨不足等缺陷,但在中西比较诗学史及其个人学术发展史上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于坚的口语诗学及其内在路径

于坚是当代诗坛一直卓有成效地实践口语诗写作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写作始终贯串着为抵达口语诗性和日常神性所作的全部努力,口语的诗性价值在于坚的诗学理论中一直居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乃至被确立为诗歌的基本价值维度。他的口语诗创作和他的诗学主张具有相互生成、相互印证的性质,表现为二位一体的关系,这也是确立其口语诗学的基础。于坚的口语诗学有其内在路径和基本构架,大致而言,可以落实到"拒绝隐喻"、"非升华"、"有意味的形式"等具体层面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具有体系性的特征。于坚的口语诗学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有效标本,值得在当代先锋诗学的层面上做深入的剖析。     

藏族诗学的文体论

藏族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了汉地和印度的文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印度诗学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文体论。藏族文体论在文体分类上根据诗歌的音节和韵律把诗分为诗体、散体和诗散混合体三种文体,又从结构上对自解式、通类式、仓储式和集聚式四种类型做了详尽的阐述。藏族文体理论的特点在于:文体分类上坚持从外形式上划分文体的类型;文体论述上采用诗、散和例结合的结构方法;文体研究上以藏族的文学实践阐释和发展《诗镜》文体理论。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诗学理论建构——兼论朱光潜《诗论》的独创性

朱光潜先生不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同时也对中国比较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诗学理论著作《诗论》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并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对中西诗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对诗歌中的许多重要艺术现象进行了阐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另外,《诗论》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思维的超越意识也是非常突出的,具有了现代批评的特征.从这些角度来衡量,《诗论》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的开创意义是不应被低估和漠视的.     

论九十年代前期乐黛云的比较诗学视野--以《世界诗学大辞典》为例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乐黛云在90年代前期就对中国比较诗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体现了乐先生独特的比较诗学视野:正本清源,平等对话;寻求共同诗心。该辞典虽有词条收录不全,创新、思辨不足等缺陷,但在中西比较诗学史及其个人学术发展史上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及其启示——从罗先友《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谈起

用现代性理论来探讨闻一多诗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闻一多诗学生成于中国现代性蓬勃发展的时代,体现出与传统诗学既相承继又相断裂的现代性特征.对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我们对当下诗学发展建构的深入把握:其一,在吸收西方诗学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守民族立场,保持诗学理论的民族品格;其二,当下诗学必须走"文化诗学"的发展之路.     

张扬女性生命本体的性别语言——论"女性声音的诗学"

“声音的诗学”属于后现代语境中“先锋批评”的美学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的声音,既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叙事学语词,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意象。女性生存的意义在于反驳男性声音暴力,以女性意识,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女性的审美创造。对女性“声音”即文本内蕴和话语方式的研究即“女性声音的诗学”。从无身份的沉默或称“类失语”,到“自听自说”,再到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了女性“发声”的历史,也是女性主体价值确认的历史。在两性声音场域中,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两性和声,才更符合社会的、美学的和谐生态观。     

此在、声音与废话的诗学:当代“口语诗”的语言哲学

“口语诗”是从第三代诗中萌蘖而出的一个新诗亚种,具有反对过度修辞、突出口说价值、崇尚“事实的诗意”等特征,其对“说话”“声音”和“废话”的强调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因素的存在不仅具有深远的诗学传统,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根基。在语言哲学视域里,“说”是此在之显现,是人的在场,也是诗的本真状态;“声音”在西方语言传统中是本体的代名词,在中国气本诗文传统中则是“诗之源”;而“废话主义”的去价值、去功利、去语义等,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诗学转化。口语诗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作用,它在否定现代诗歌书写霸权等异化形式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返回在场、返回声音、返回身体、返回原初的“感性革命”,具有积极的诗学意义。     

略论巴赫金的诗学研究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广泛涉及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对当今文论建设也有重要启示。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文学与文化互动铸就诗学辉煌——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回眸

坚持文学与文化的辩证互动、双向建构关系,是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文化诗学”的理论亮点之一.总结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发现,辉煌的诗学成果正是建构于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之中,而大量新的文化理论催生出大量新的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与文化互动产生的丰硕成果.相反,文学与文化互动的偏失则带来诗学发展的曲折.这些历史的经验,从一个侧面为坚持文学与文化辩证互动的文化诗学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归属——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起

跨语言、跨文化是翻译文学与生俱有的特性,由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特别凸显了文学的民族文化性,所以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述了翻译文学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特性——文化杂合性。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能简单归属于民族文学,使翻译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从朗利的文化诗学贡献看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联

爱尔兰的南北分治使宗派主义在北爱尔兰应运而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认同缺失而爆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冲突。诗人迈克.朗利的平衡诗学文化主张不仅帮助好多卷入这场冲突的诗人摆脱了宗派主义的偏见,更为当代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作出了潜在的贡献。对于其他正遭遇类似于北爱尔兰宗派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朗利的文化诗学对它们的民族文化建设事业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从“形式-文化论”诗学到广义符号学——赵毅衡教授访谈

赵毅衡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叙事学与符号学家,曾长期旅居英国,为中外文学关系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访谈中,他以《远游的诗神》和《对岸的诱惑》为例,分享了诗意化学术写作的缘起与经验。此外,访谈围绕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论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基本脉络,阐明了“形式-文化论”诗学的内涵和指向。并且通过图绘符号泛化的文化语境,介绍“广义符号学”的学科构想及其应用前景,为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符号转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