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礼法制度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整合

传统礼法制度是长期统治古代中国的社会基本制度.探讨传统礼法制度整合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途径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及传统礼法制度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传统礼法制度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整合

传统礼法制度是长期统治古代中因的社会基本制度。探讨传统礼法制度整合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途径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及传统礼法制度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

在抗战时期诸种民族精神诉求中,新儒家无疑是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这与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危局有关,也与新儒家为这种精神诉求提供了相对严谨的哲学论述有关.现代新儒家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重要影响.探讨这一哲学思潮对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理论贡献,对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代建构

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基本特质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崇仁重义的仁义精神、贵和尚中的中和精神.传统民族精神是以维护封建政权为目的的精神体系,与现代化进程存在着异质性的冲突,但不能因此而抛弃传统精神.历史经验表明,抛弃传统精神等于割断了历史的"脉搏",必然导致民族自信心下降、民族凝聚力减弱,引起社会的信仰危机.因此,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代建构应扎根于民族传统精神,实现传统精神的现代转换.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重塑的枢纽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重塑和转型的枢纽,奠定了今天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民族精神的基础。民族精神既是贯穿于民族发展中的一种带持久性、长期性的精神,有较稳固的内容和结构;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形态。空前规模、空前惨烈、空前胜利的抗日战争,必然呼唤、孕育和提升着民族精神,成为民族精神创造性转化的枢纽;而空前复苏和觉醒的民族精神,又成为抗日战争中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文章分两部分:一、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它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重塑的历史契机和枢纽;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民族精神的论述,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重塑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今天党对中华民族精神概括的基本内容。     

略论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精神是长期构建与积淀的结果。夏商周历经三代长达千年之久的文化积累,到了周公与孔子的时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总结。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构成了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点,这些精神的奠基是先秦时期完成并为后世长期所发展的。汉唐雄风展现了古代中国民族精神"外王"方面的开拓,而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则在"内圣"方面有了深入的进展。这些都为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发扬蹈厉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

本文从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逻辑角度描述了中 国古代文论在20世纪的窘境,分析了 造成其窘境的种种原因。认为由于文学的叙事化、审美功能的多元化、审美主义的审美化, 中国古代文论在回应20世纪文学现象时已很难有所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只能在小范 围内发生。文章从内容层面和技术操作角度给予了论证。     

礼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独有的特点。“礼”与“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基本调控手段,它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法系数千年的文明。“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内核,它们的融合对我国的法律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应注重传统的影响,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述论

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所包括的从道思想、贵和尚中、崇德重义、道统观念、文化中国及人文精神等重要内容,从先秦到现代已发展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所遵崇的价值体系。但它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复杂的作用,即具有积极和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双重价值作用。     

从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看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求是务实、爱国主义、宽容精神等。这些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及凝聚力,推进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全球化对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应该突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要拓宽视野,丰富内涵,从育人做起。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融会贯通,是民族精神培养孕育的摇篮。中国传统家教文化充分饱满地体现了民旗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社会成员民族精神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中国传统家教文化的优秀成果,营造现代家教文化氛围,是当前弘扬民族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     

现代化视野的农民日常生活：困惑与矫正

日常生活世界是以个体为主体,呈现个体劳动和生活关系的,以劳动、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观念等内容的实践活动塑造的最直接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存世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和冲击下,当前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处于传统一困惑一解放的过程中。通过对农民观念的保守自在、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的不和谐、人与自身的不和谐等三方面的困惑分析,提出开放自我,用实践解放人来实现中国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解放。     

古代汉语课程教材内容的考查分析

古代汉语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教材。通过对这些教材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文选部分中的一个通病———“厚古薄今”,即只重视先秦两汉的文言文,对唐宋以后的白话文、小品文、章回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基本不选或重视程度不够。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如果不能完全涵盖古代语言的基本知识和规律,就不能适应教学和运用的实际及社会文化多方面的需要,因此要调整。     

找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从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说

本文以童庆炳先生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中国古代文论十家为范例 ,通过他对孔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说 ,庄子“虚静”说 ,刘勰“蓄愤”、“郁陶”说 ,李贽“童心”说等理论命题的探析 ,论述运用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是找到了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古代文论是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的创作经验归纳与升华 ,找到了心理学这把钥匙 ,我们就可以进入古人的心灵深处探幽索隐 ,可以深入古代文论的堂奥 ,作出与现代人心理相通的科学阐释 ,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文后半部分还对童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术策略的“历史优先”、“对话”、“自洽”三原则稍稍作了延伸展述 ,并呼吁当代中国学者应对本土的古代文论努力作出自己的阐释 ,不再仅是得益于西方的“李约瑟”们。     

关于建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的若干思考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处的困境和存在问题 ,并从参与现实文化创造、体现当代人文关怀 ;应着手古代文学研究结构体系的重新建构 ,以期形成一个独立、明晰的学科畛域和稳定、开放的结构体系 ;找出研究观念变革的着力点 ,形成科学、多种的研究手段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汇通 ;张扬学术个性、重铸学术品格等四个方面为其困境寻找出路 ,以期通过应变求生存 ,在生存中求发展 ,在发展中求完美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基于"性恶"与"性善"的长期论争,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