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风尚与东晋南朝文学之演进

西晋末年,玄风南迁,清谈在江南发生的诸多嬗变,深刻地影响着东晋南朝文学的演进。清谈的美文化推动了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由清谈到文谈的蜕变,促进了文学批评范畴和范式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的兴盛;清谈的世俗化,对语体小说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谈的尚虚特质,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促成"清虚玄远"文学审美风格的产生。     

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如何认识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性质

声无哀乐论是一个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未必是嵇康思考成熟的美学思想.其理由是:其一,<声论>的立论依据不充分.音声不变论是用声音的特点来代替音乐的特点;声情无常论错误地把音乐与感情的关系说成是符号和实体的关系;情在听众论回避了作曲家和音乐的关系.其二,<声论>的驳论之所以具有张力,主要是在论辩术的层面上.主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真正战胜对手,他或者用诡辩法暂时胜人之口,或者提供一种新解释.却不能完全否定对方观点.其三,<声论>的这种特点与魏晋清谈的特点是一致的.清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游戏性质,很多论客热衷清谈,目的不在探求真理,而在寻求思辨的快乐.<声论>可以说是清谈的文字版.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 ,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 ,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 ,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 ,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新月社及其新格律诗主张——《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一节

<正> 一九二三年,北京出现了一个以胡适、徐志摩为首的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新月社。据徐志摩说:“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了新月社。”(《剧刊始业》)新月社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政治上和现代评论社比较接近,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两面性;在文学活动上主要是聚餐会上清谈。当时他们的成员都是以个人名义在国内各报刊上发表作品。一九二五年,相继参加的有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刘梦苇、饶孟侃、于赓虞等,多数都是诗人,很自然的聚餐会上清谈的中心就是新诗。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主编,这样新月社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阵地。一九二六年四月,他们在《晨报副刊》上创办了《诗刊》(每周一期),有计划地从事新格律诗的倡导与创作活动。《诗刊》虽然只出版十一期就“放假”了,但由此他们却开创了新文学运动中的新月诗派。     

陶渊明“新自然说”再探讨

新自然说既区别于名教说,也区别于魏晋清谈名士之旧自然说,其理论核心是"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将自然精神贯注于生活之中,追求个人情感与客观外物的融通。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士人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本文从哲学、士人生活、文学表达三个维度加以论述,认为新自然说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名教说与旧自然说共有的唯心主义倾向,在士人生活的层面上实现了儒道人格的融通,为文学表现中情物关系理论的深入研讨开拓了进路。     

艺术廊苑

<正> 唐翼明 湖南省衡阳市人,1942年生。1960年唐翼明高中毕业;1978年10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统研究生班,并于1981年3月提前毕业,成为我国建国以来的首位硕士;同年赴美,次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为著名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治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住。 著作有《古典今论》、《魏晋清谈》、《大陆“新现实小说”》、《现代文学》、《魏晋玄学与文学》等。其中《魏晋清谈》最见功力,是中外各种文字中,独立而全面地研究魏晋清谈的第一本专著。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耶鲁大学教授)称许它“填补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空白点”,王葆弦先生(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称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唐翼明教授还是著名书法家,曾先后在武汉、台北、纽约、东京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部分作品为武汉黄鹤楼收藏。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