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低生育率下的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年龄结构的变化,使我们必须重视和积极促进人力资源开发。低生育率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文针对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的对策。     

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发展前景

1人口发展中的生育率因素经过近20年的严格控制。我国正在逐步趋近一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良性的人口环境。其重要标志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靠拢甚至超越生育的更替水平。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这类地区包括：京、津、沪、辽、吉、黑、苏、浙、川、鲁等10个省市,其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8.15％。它们的生育率稳定在低水平上波动，这些地区已做到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并对全国人口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示范影响，但这些地区多数属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这就给人以假想，认为“经济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顺此逻辑，那…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转变的特点和条件

当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出生水平差别很大,高的高达45‰—50‰,甚至有更高的。非洲的马里、苏丹、尼日利亚、肯尼亚,亚洲的南北也门、阿富汗、孟加拉等以及拉丁美洲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都是高出生的类型。在这些国家里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近7个小孩。但是在另一端,却有些国家出生率低到10‰—13‰,一个妇女平均生育1.5—1.7个小孩。西北欧     

孩子质量数量替代与持续低生育率

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和微观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前者对生育率的变化起着决定性、根本性的影响,后者则是生育率波动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这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首先,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家庭...     

有关低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１低生育率的概念与事实 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里,人类人口经历了死亡率和生育率由高到低的“革命性”转变,人口学家们称之为“人口转变”。如果从量上来刻划这种转变,一般是平均预期寿命从４０岁以下上升到６５岁以上,总和生育率从６以上降到３以下。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历了这种转变。然而从发达国家的趋势看,死亡率和生育率在达到低水平后,仍然在继续下降。２０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７５岁,总和生育率降到了１．５。因此,２１世纪的来临,往往被称作“长寿时代”的来临和“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 “…     

论陕西省人口的低生育率水平

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以来,陕西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期。21世纪初,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提出了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如何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本文就陕西的低生育水平现状、存在问题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不利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强调要充分认识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长期性、严峻性和复杂性,必须克服盲目乐观情绪,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才能保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江苏太仓市低人口生育率原因剖析

江苏太仓持续降低的人口生育率引起人口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并不是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波动造成的,而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剖析了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的成因,并依据在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剖析太仓市妇女二胎生育意愿,预测未来太仓未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动。     

从西方生育率下降理论中得到的启示

<正> 生育率上降在许多发达国家里已先后发生过。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做了一些结论。我国目前虽然也正在经历生育率下降,但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与西方比较有很大不同。为了分析生育率下降的背后隐含了怎样的社会经济意义,了解和研究西方生育率下降理论,将使我们取得有益的借鉴和帮助。一,生育行为的两重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既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的这种两重属性决定了它的群体——人口的两重属性。从人的自然属性看,人口作为一种生物群体与自然界其他动物一样有着共同的生命里程。从一个胚胎孕育成胎儿、出生、发育、成长到衰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试论西方婚姻家庭制度体系的双重属性

弗洛依德以为 ,文明是人类升华的结果 ;社会结构化理论也强调社会作为一种结构包含着人的主体性认同。从这一角度出发 ,可以更深刻理解婚姻家庭制度体系的双重属性———社会性与生物性。西方婚姻家庭制度发展历史上种种不同运行方式 ,事实上是婚姻家庭制度体系双重属性的结构平衡在不同时代的反映。西方婚姻家庭制度体系的发展表明 ,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性追求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动态的结构平衡才是婚姻家庭制度体系双重属性的必然要求。在不同时代社会性要求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相对于中世纪神圣性忏悔 ,现代婚姻家庭对爱情的追求重于对其稳定性的追求 ,由于此种方式认可并期许人类的生物本性升华 ,提供了更为普通大众接受的社会共识 ,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征。     

人口、文化与政策：解读日本的低生育率

通过对日法两国生育状况进行对比（法国1．98,日本1．29）,挖掘日本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原因。两国都采取了政府干预的行政手段以及在实用主义的右翼政党支持下进行家庭政策改革,以期提高人口出生率,但是两国家庭政策的作用效果却不尽相同。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植根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它使得年轻夫妇若中断他们的职业生涯来抚养孩子需要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使得理想的雇员无法拥有太多的时间来安排家庭生活：同时假设并强化了一种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将女性推向非正规劳动力就业市场,迫使她们只能在“正规工作”与“生养孩子”之间做出取舍。这也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宁可选择单身并推迟结婚,也不愿轻易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     

21世纪稳定低生育率的战略和政策

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转变,是不彻底的、暂时的动态平衡。本文提出了判断人口转变完成的四个标准,指出稳定低生育率是一项战略任务,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前提。本文对中国目前人口控制状态做了基本判断,并提出了建立稳定低生育率战略的政策体系。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阶段,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将会诱发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

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