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

西部民族牧区的城镇化能有效推进牧民的转移、提高牧业生产效率,解决超载过牧等损害草原牧区环境的畜牧生产问题。但如何推进牧区城镇化,既能切实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又不造成新一轮草场破坏而危害环境？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争取以最小代价提高牧民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推动牧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牧区市场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解决牧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西部民族牧区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牧区城镇化建设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道路不同于其他地区,不能简单地从经济效益来评价其成本收益。由于西部民族牧区生态地位的特殊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稀地广等特点,它的城镇化问题解决起来,投入大、困难多、时间紧,更具复杂性,仅从经济效益来看,城镇化效益也许不如其他地区。但如果从牧区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多角度评价其城镇化投入所取得的效益,其城镇化有益于提高整个牧区的社会发展指数和牧民的国民幸福指数。因此,从民族牧区的长远发展和现实情况来看,民族牧区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以及牧区和谐社会的构建都需要以牧区城镇化建设为依托。     

21世纪以来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以新疆北部牧区为例

21世纪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产业务工就业和进入城镇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半农（牧）半工”的生计模式,进而促成牧区社会进入后定居时代。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与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双重暴露的困境,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平衡走向了失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持续调整和优化,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应持续优化牧民生计方式,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牧民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内蒙古牧区人口过剩与政府管理改革研究

目前牧区人口过多,已成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阻碍。人口过剩不但破坏环境而且制约牧民增收。牧区人口过剩是由历史文化的影响和政府管理缺陷所至。在本文中针对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奖励少生优育,人口转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设性意见。     

西部民族牧区草地畜牧业产业化途径——以牧区城镇为中心的畜牧业同心圆圈扩展布局

当前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以草地畜牧业为主导特色产业进行城镇化建设,而草地畜牧业产业化当前存在的问题又正好需要以牧区城镇化建设为依托来进行解决。面对西部民族牧区草地畜牧业分散、低效、组织化程度低以及民族牧区城镇化建设的特殊性,我们认为民族牧区的城镇化建设和草地畜牧业产业化布局可以结合起来考虑,进行以牧区城镇"生产-市场-社会化服务"为中心的畜牧业同心圆圈扩展布局,在此基础上,结合西部民族牧区的特殊性解决牧区产业化存在的具体问题。     

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草原的日益退化，牧民的生存和发展形势严峻，牧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并在我国许多牧区开始实践。该文对牧区生态移民的成因和途径做了初步的探索。我国牧区人口已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许多牧民已经丧失了基本生产生活资料——草原。草原封育需要牧区进行生态移民，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牧区生态移民；政府要用宏观、开放的视野指导牧区生态移民，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解决这一问题；向牧区未利用草原移民；改革牧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牧区的第二、三产业，为牧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轻向系统外移民的压力；向农村和城镇转移，实现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向系统外移民。     

定居化后藏族牧区教育、家庭及社区面临的新困境——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牧民定居"政策在藏族牧区实施以来,极大地改善了牧区基础教育的面貌和条件,为牧民子女入校就读,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提供了方便,牧区基础教育呈现非常喜人的局面。然而牧民定居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定居后的牧民群体面临着诸多的适应问题,由于现代知识的匮乏、城市生存技能的缺少,很多定居牧民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城市游民,牧民家长的生存问题自然威胁和影响到在校子女的学习和教育,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本文通过对甘肃省玛曲县寄宿制藏族小学及所属社区、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反映"牧民定居"这一特殊条件下藏族牧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以期更多专业研究人士和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此课题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探讨。     

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西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甘肃省牧民定居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变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从根本上解决牧民定居问题的有效途径。     

阿拉善左旗新牧村建设及城镇化发展的调查分析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是蒙古族聚集的纯牧县地区.当地新牧村的建设以及牧区城镇化的发展,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调查结果显示,阿左旗新牧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城镇化建设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等紧迫问题,因此推进阿左旗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牧民素质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新牧村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     

西部草原牧区游牧民定居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推进,游牧民定居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果颇多,内容涉及政策导向、实施范围、方法及得失、文化变迁等方面,但对牧民心理承受能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定居模式的微观建构、城镇化进程中民族问题与社区民族工作的研究、定居政策的纵向研究、政策实施情况的研究还是我们应该加强的方面。     

基于牧民视角的高寒牧区公共产品融资方式研究──以甘南牧区为例

以甘南牧区牧民调查资料为依据,对甘南牧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牧民对公共产品的融资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甘南牧区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广大牧民所需的生产资料、技术、信息等公共服务主要由牧民自己供给,牧民对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都表现出一定的支付意愿,但由于收入水平、需求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牧民对公共产品融资方式的态度各异.要增加牧区公共产品供给,亟需培育多元化的筹资主体、寻求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手段.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内蒙古牧民生活消费方式变迁与牧区民生改善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提高了牧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总体来看,牧民的生活消费趋势有下降倾向。牧民生活消费方式变迁反映出的民生问题有:增收约束力的不断加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收入差距扩大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滞后致使牧民综合素质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以及不良生活消费行为滋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通过加大"三牧"投入力度、引导牧民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重视教育和文化娱乐事业、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切实改善牧区民生。     

内蒙古牧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内蒙古草原牧民主要依赖简单畜牧业生产方式获得收入,收入来源单一且增长不稳定。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牧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畜牧业投资比重及牧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与牧民收入增长正相关,而非农业人口比重则与牧民收入增长负相关。因此,通过城镇化来减少牧民的数量不能带来牧民收入的增长,必须以畜牧业产业链的理念来调整牧区产业结构,同时加大投资力度及牧民专项技能素质培训与开发,实现牧民收入稳定持续增长。     

西部少数民族牧区生产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川甘青三省六县的牧区调查

西部少数民族牧区面积广袤,却位于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带,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为了解这一区域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生产问题,笔者对川甘青三省少数民族牧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生产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牧区草畜矛盾尖锐、草地超载严重、退化普遍,牧民生产技能缺乏、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传统、生产效率低下是当前牧区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生产投入不足、经济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牧民自身素质和生产习惯是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加强草原建设,控制放牧数量;培育新型牧民,提高畜牧生产效益;增加资金投入,实施生态补偿是解决牧区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措施.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蒙古族游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内蒙古牧区旗县为例

游牧文化是蒙古族文化传统的根基,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变迁,内蒙古牧区无法回避地卷入了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中,蒙古族传统游牧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要义,充分发挥游牧文化在内蒙古牧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内在能动性,走一条将游牧文化镶嵌于内蒙古牧区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基于阿尔泰山草原哈萨克族社会的观察

[提要]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深入探讨的问题。1949年以来,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发生了三个阶段性变化。集体化时期,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由部落体系转变为公社或牧场的总体性组织。在牧民社会关系中,以公社为单位的地缘关系和以大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取代了部落关系的主导地位。去集体化后,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转变为“家庭—村落”的联结体系,社会关系向小家庭中心的近亲关系和村落基础的地缘关系转变。21世纪以来,小家庭的自主性因牧民流动性增强而强化,社会关系有朝着利益化与情感化并存格局发展的趋势。     

草场生态治理中的牧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南草原的调研分析

以牧民收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采用分位数回归对甘南牧区的牧户生计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牧交错区与纯牧区牧民收入影响因素存在较大不同。农牧交错区牧民收入在不同分位点上受到家中有无外出务工人员、家中常住人口数量、距离集贸市场的远近、放牧牲畜的数量、有无科技培训、有无加入合作社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纯牧区牧民收入只受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的显著影响。总体看来,牧民对补贴和放牧依赖度高,难以转变生计结构,为促进增收需倡导舍饲养殖,转变原有粗放的牧业生产结构,谋划牧业发展新思路。     

天祝藏族自治县城镇化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目前我国城市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发展并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本文依据实地调研资料,对目前天祝藏族自治县牧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因素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目前天祝藏族自治县城镇化率较低,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不均衡;第二,种植结构的单一、收入水平的低下以及牧区农村普遍较低的人口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牧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能力.第三,牧民到城镇定居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解决牧民到城镇定居自筹资金的压力.     

论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牧

自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牧区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其标志性工程有家畜品种改良、牧民定居化以及近年来的城市化、市场化等一系列措施。但今天我们通过田野工作考察牧区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发现牧民既没有进入彻底的现代化生活,也没有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是不断徘徊在变与不变的边缘,这样的徘徊在消耗了大量社会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自然生态资源。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反思牧区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对牧区将来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案例分析。     

内蒙古牧区“三治并进”治理实践与创新——以阿巴嘎旗、新巴尔虎右旗为例

牧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文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现代化试点旗阿巴嘎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实地调研,针对牧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牧区基层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进”的实践探索,提出牧区治理创新应进一步深化牧民自治实践、加强牧区法治建设和提升牧区德治水平的具体建议,以有效促进牧区治理效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