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论环境资源法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建构科学的、系统的、具有特色的环境资源法学理论体系 ,把环境资源法体系、环境资源法制建设和环境资源法治秩序建立在环境资源法学的牢固的理论基础之上。环境资源法学只有形成富有特色的基本理论和理论体系 ,才能从根本上改进和发展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学研究、教学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工作。深入系统地研究环境资源法学的理论体系 ,对于改进环境资源法教程、改革环境资源法教学 ,促进环境资源法学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制建设、实行环境资源法治 ,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法家思想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在发掘法律文化传统资源的思考中较为关注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启示;笔者认为儒法合流乃是形成中国法律文化特征的思想基础,其中法家思想所独有的某些观点对现代法治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以藏族习惯法为个案

按照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研究者应从经验事实和注重多种本土法学资源的实际效能出发，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的关系问题，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本土法学资源协调发展的个案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关系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可行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法俗”特质

从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出发,以"法俗"概念为中心,从民俗学角度解释中国古代法律样式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从中国早期法律的原始创制以及儒墨法对其"法俗"特质的形成和影响来看,认识古代法律之难,不全在其律,亦难在其俗;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追求礼、俗、法的统一。综观秦代法治,"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不仅要"问俗",还要"化俗"。由此,中国古代在国家(礼法)与社会(俗)之间建立了合理的联系,创制了"俗—礼—法"之间渐次递进的社会制度模型,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兼具风俗性法学和理性法学的特点。     

论形式解释论的坚守——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我国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学派之争虽然没有德日刑法学那么广,但是影响巨大。在实质解释论占据多数"阵地"的情况下,倡导形式理性的形式解释论需要的是坚守。现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且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倡导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因而在司法领域,形式解释论具有合理性。中国具有实质主义法学传统且当代中国已陷入法律实质主义的泥潭和守法危机,因此现实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形式解释论的坚守。     

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的创新

法学创新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法学的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以人为本”的语境下,中国法学创新将从法律观的转型、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两个途径展开,并将促使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早日建成。     

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的创新

法学创新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法学的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以人为本"的语境下,中国法学创新将从法律观的转型、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两个途径展开,并将促使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早日建成.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数据总结了农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运用法律的方法和程度，分析了农民法律意识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加大农村法制教育力度，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依法行政。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6年完成的伟著《政治学》中完整的阐释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他强调依法治国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提倡法律的神圣权威以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对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亚氏法治思想体系的解读,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培育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良法的确立也必须是在本土资源自然演进的基础上实现的.     

梁漱溟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研究

梁漱溟的法律思想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早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用西法”;中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不能用西法”;晚期法律思想则认为“法制与民主的前途必在中国逐步展开”。其早期法律思想是其功利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中期法律思想与晚期法律思想,则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中期侧重人的因素,晚期侧重法的因素。     

从《斐多》看自然法之不朽

作为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历经古今沧桑流变,依然不失现代经典巨著的价值,如果说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滥觞,那么《斐多》则是整个西方哲理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的先导。当代中国孜孜追求的法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法系之专制法制,更偏重于法律本身,应该制定得良好且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的正义法治,该种法治的内核即法律的灵魂则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改革初期彭真的法律思想

＂文革＂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哲学集中体现在彭真的法律思想中。彭真从建国以来政治动荡的教训出发,坚持法律现实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法治思想：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完善立法体制、保障司法独立等。彭真身体力行,积极推动法律创制,督促法律实施,推动了改革初期法律和社会的进步,为＂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彭真对董必武法律思想有继承也有创新,代表了新时期共产党法律哲学的发展与变迁。     

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以马克思早期悖论观为视角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法治悖论困扰着关于法治的理论认识与现实运行.本文运用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悖论观,展开对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首先将法治悖论划分为形式逻辑层面的法治悖论与认识论层面的法治悖论,进一步分析法治悖论产生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以及法治悖论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指出法治悖论在认识论上的启示意义,最后提出对待当代中国法治悖论的应有态度与解决之道,即应当从人的自由本质之价值元点设定出发,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辩证统一,通过法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化解法治悖论,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之程序公正

法律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受到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程序公正以及与程序公正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不健全、不完善,是制约我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提出程序公正对建设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摒弃传统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不断完善程序公正理论,从而推动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     

从法的内外部体系论矿产资源法律体系的完善

依据法律体系系统性的标准,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存在效力等级不合理,事项内容缺失,法律规范不衔接和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论文运用法的＂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的理论,结合现实背景、立法宗旨和法律属性,提出完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要兼顾宏观和微观,要将制度的完善归于相应原则中。坚持宪法原则——真正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完善矿业权制度,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和服务职能,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维护生产安全和保护环境。     

环境法形式理性的困境

随着福利国家兴起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现代法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反形式化倾向。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在客观上深受现代法律反形式化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也在冲击着法律的形式理性。作为现代法律代表的环境法,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活力法律代表的中国环境法,在上述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法律形式理性的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现代环境法律都必然面对的法律目的超实证化、立法碎片化、司法权自由扩张、行政权自我编程,以及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所形成的形式法治传统缺失、实质合理性的偏好、政策与法律的抵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