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红楼梦》书稿中应没有宁国府

红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方法,是以“作者家世”诠释作品。这种方法,从“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 (甲戌本:《凡例》),推演出“石头记‘石头’”,即“通灵玉记贾宝玉”、即“作者写《石头记》”,亦即“曹雪芹著《红楼梦》”。这种方法的运用者,尽管所论细节有时不同,但把江宁织造《曹氏族谱》作为《红楼梦》的发祥之地,则一;将悼红曹与织造曹联宗,以艺术形象印证世间实人,则一。如此一来,曹雪芹著《红楼梦》,就被说成了传写自己的显赫祖先。作品中的贾法、     

张晋诗的传本与著录考述

张晋(字康侯,号戒庵)是清初甘肃有影响的诗人,今将有关传本与著录情况,考述如下。 一、张晋诗的编印流传情况 据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张晋至丹徒之次年,即有人敦促他编刻自己的诗集。李楷序则说:“豹人孙子已刻其诗,又为之次其概略如此。”又乾隆已酉刻本前附有“原刻校订姓氏”十五人。则孙枝蔚所编张晋诗集当时是刻了的。然而临洮人李苞于嘉庆三年编刻的《洮阳诗集·凡例》中说:“康候仅存写本”,可见至少在甘肃并无原刻本流传。孙枝蔚《张牧公得树斋诗序》云:     

第四章 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

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学说,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重要性是人所公认的。然而,《资本论》中的这一部分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篇章。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谈些探讨性的意见,即:(一)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二)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三)人口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学说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如马克思说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当然不是赚一回钱就洗手不干,他们必须不断地把资本投入再生产运动中去。“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     

韩非的法治三论

一　法的意义和作用 何谓法?先秦早期法家曾有种种说法。《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禁藏》)“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任法》)“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七臣七主》)就是说,法是君主为兴功惧暴、统治人民而给人们制定     

就“隐秀”问题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隐秀》篇是《文心雕龙》中唯一的文本有争议的篇章,其中是否有伪文,学者的意见不一,但因此历来的研究也就相当不够。王钟陵先生却对“隐秀”给予极大的关注,认为这乃是一个关键性的高层次的范畴。他在《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的上卷即总论的第五编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个“新的审美理想”,他说:“……审美理想则是审美情趣在理论上的升华。它根植于同时也往往高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具体的文学创作。—个特定历史阶段审美理想的萌发,同其时社会风气中所含蕴的人们的感受方式密切相关”(第167页),而“审美理想     

高辛氏之考证及释义

《史记》五帝本纪把“帝喾高辛氏”列为五帝之一。近代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认为,帝喾即帝俊、帝舜,亦即殷人盛祭的高祖夔(见王国维《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续考》;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闻一多《天问疏证》)。但是,徐旭生教授却不以为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五帝德》篇说他(喾)的氏族叫高辛氏,我们编考可靠的古书,一点线索也找不出来(《大戴礼》)。《五帝德》与《帝(?)》二篇是齐鲁儒者所作综合的结果,里面有不少靠不住的材料。”并说:“殷人禘舜,与喾无干。殷的祖妣有娀氏,……名字叫做简狄,那却除《帝(?)》以外,绝不见于其它先秦古书,所以我们觉得这仍不过是综合的结果,不能完全相信它。”徐氏在这里似乎有些失察,因为在可靠的先秦古籍里,这是有“案”可稽的。请看屈赋:“望瑶     

中印鹦鹉故事因缘

在唐人的小说中 ,有几篇鹦鹉故事很值得注意 ,现在拿来讨论一下。但在讨论之前 ,需要先回顾一下鹦鹉在我国唐代以前文献中 ,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的情况 ,并借此说明中国古人在观念上的变化。而在讨论了唐代小说中的鹦鹉故事之后 ,还要顺流而下 ,看看后世所出现的鹦鹉故事与印度有何关系。因此 ,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 )唐代以前的鹦鹉故事 ;(二 )唐代的鹦鹉故事 ;(三 )唐代以后的鹦鹉故事。一、唐代以前的鹦鹉故事鹦鹉 ,在先秦的文学作品中极少出现。《诗经》三百篇 ,从首篇开始 ,提到鸟类大约不下 2 0种 ,但没有鹦鹉。《礼记·曲礼》上…     

王阳明论“理是一个过程”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学说。他将精神本体的“理一”凝固化,在此前提下,讲“分殊”、“铢分毫析”。对此,王阳明道:“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朱子晚年定论序》、《全书》卷七),“析理亦精,学益支离。”(《别湛甘泉序》、《全书》卷七)王阳明强调的是:“一”、“主一”、“合一”、“理一而已”(《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道一而已”(《传习录》下)。但是,王阳明并没有将“理一”凝固化,而是将它了解为一个过程。     

谈毛宗岗修订《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的故事经过民间的长期流传,到了元末作家罗贯中的手里就成为文学史上一部出类拔萃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小说的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百多年后,由毛宗岗(清初江苏茂苑人)修订整理为《三国志演义》,即今所通行的《三国演义》。历来文学史家们一致认定毛本《三国志演义》比罗贯中原著以及后来出现的许多本子更为进步、完善,所以自毛本问世以后,“一切旧本乃不复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籍贯”有啥意思?

一生中不知填了多少份“登记表”、“履历表”,但每次填写“籍贯”这一栏时,总使人不胜困惑,百思不解去查了许多辞典,对“籍贯”一词的解释大同小异: 《新华字典》:个人出生或家庭久居的地方: 《辞海》: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 《辞源》:祖居或出生地: 《中文大辞典》:谓生长或寄居已满法定年限,准其入籍之地: 《辞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世称所居地之名籍曰籍贯由此可见,“籍贯”这一栏可有两种填法,一是注明自己的出生地,二是祖籍     

揭开《九歌》十神之谜

《九歌》中的十神(五男五女)系统,具有一种相当整齐有序的内在结构,它暗合于先秦流行于中原地区的阴阳五行及五方十神学说,所以其来源乃是战国末季始创于齐国的东、南、西、北、中五方十神系统。因此,那种认为《九歌》中的十神与中原的诸神关系不大,是楚国所特有的观点,是荒谬的。《九歌》名九,却有十一篇,其原因即在:“九”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之数,因此,九歌实际上就是“天歌”,亦即“九天五宫十神之歌”的缩略语。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一关于《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时代问题,过去曾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结果,大部分学者仍相信《玉台新咏》的原序,即认为这首长诗是东汉末年的作品。这个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如有新的疑点和材料,《玉台新咏》原序的正谬问题,还可再行评说。张晋发、孙景梅《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又一次提出这一旧案,并同时怀疑到序中关于故事发生地点、主人公姓字等的真实性问题,是一篇足以引起人注意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许多论据都难于成说。为了推动对这篇伟大的古代悲剧叙事长诗的研究,我不揣谫陋,率直地提出《质疑》一文中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并简要地阐明我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张、孙二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教正。     

读《论语新编》

无论读《论语》或研究《论语》的人,都会对《论语》编次的杂乱无章感到头痛。朱嘉《论语集注·学而第一注》云:“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他认为《论语》各章还是有中心和目的的。不过,就《学而篇》而言,每句话就是一个中心,如果都是“学者之先务”的话,那“先务”也就太多了,还哪里算得是“先务”呢?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当孔子时,诸弟子撰记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语而前后篇再出也。”这或者接近实际,也可能就是编次杂乱的原因。汉代的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论,善者从…     

对精神分析的十大质疑

一据说,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一个人的行为提供了“真正的”解释,这个解释是这个人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帮助下获得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真正特性。精神分析可能已经展示了无意识的思想、信念、动机、目的和情感。在《无意识》(1959年发表于《心灵》)这篇论文中,I.狄尔曼(I.Dilman)说:“那些我们作为‘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精神深处的无意识’而加以谈论的东西是一组创新,‘精神分析的奠基者’使用它来研究人类精神”。(第446页)对于这个“创新组”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我提出十点质疑。狄尔曼欲使这个关系非神秘化。这个工作所面临的一个…     

《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序

《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一部大史诗。本书是其中一部分插话的选译本。这部大史诗曾经被认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共有十八篇,号称有十万“颂”(诗节)。它并不是单纯的史诗,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内容:一是史诗故事本身,二是许多插话,三是关于法制、风俗、道德规范的诗体著述。插话可以独立成篇,而且文学性较强,所以选成一集。大史诗的故事并不很复杂,不过是叙述古代名王婆罗多的后代有兄弟两支,一有五子,     

个性的张扬和人的失落——浅论《蛇神》的主题

对于蒋子龙同志的《蛇神》,评论界曾予以热切关注。有一种看法,认为小说旨在“揭示‘文革’十年使人们灵魂所发生的演化和变异”,并据此给《蛇神》归纳了两点失误:选择了不熟悉的题材,造成作品总体结构的局促,故事情节推进匆忙,人物心理变化突兀;扬优藏拙的艺术活动偏离了文章主旨本身所限定的审美规范。(参阅《小说评论》一九八七年第三期)十分明显,持这种看法的论者所提示的“失误”,是同他们对《蛇神》主旨(即主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我们认为,这些同志显然没有真正理解《蛇神》的主旨,因此也就无从准确评价作品的得失。本文主要想就这篇小说的主题(即主旨)作一些探讨,并对小说作者表现于这部作品中的探索与追求略加评述。     

牧誓“如豺如离”解

<正> 童书业先生曾论周人出自氐族,且谓其族姓姬即支,亦即氐。说固难从,因为周人自承“我有夏”,又谓“我周出白天鼋”,显与水族图腾的夏族同宗,而非牛图腾的神农氏羌人一系。但周人与羌人(非战国以后形成的西羌)有血缘关系(如姜操文王祖母太姜,康王之母王姜,便都是羌女),而且在文化上颇受羌人影响,则为事实。如羌人有用牛马之奶洗足的习俗,《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远行后亦多次用“牛马之湩”洗足(湩,读如动,即《左传楚人谓所“豆榖”豆榖急读如滢。湩即乳),即为一例。这儿再说一个语言方面的例子。武王伐纣,将战于牧野,发布之动员令即誓师词曰《牧誓》。《牧誓》命令战士们勇猛进攻,曰: “如虎如鼹,如豺如离”。虎、鼹(熊)、豺(野狗)都好解释,离之为     

熔古铸今的艺术形态与风格──释《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就是“故”事“新”编 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如果说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结集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彷徨》,那么,他的取材于古代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却是从一九二二年冬的第一篇《补天》《原题为《不周山》)、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写的最后三篇《采薇》、《出关》、《起死》,延续了十三年之久,贯串着鲁迅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而且是鲁迅生前编定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因而,就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故事新编》,也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作品。 《故事新编》究竟是什么性质、形态、风格…     

《尚书·无逸》的文体特征及文体学意义——兼谈口头家训的发生与文本的凝定

把早期家族、家庭内部口头训诫的社会行为和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再经过加工，逐渐凝定为家训文。周成王七年周公即将还政成王前，对成王以“毋逸”为主题进行训导谈话，由当时的史官记录下来，后编辑成篇，再编入《尚书》，凝定为传本《无逸》。由于《无逸》文本隐去了叙事框架，于是由一篇叙事之文演变成了论说体文章。《尚书·无逸》所反映的是在家族之内周公以家族长辈的身份，对成王从立身处世、治国理政方面进行教导，用简练的散句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娓娓道来，语重心长，据题抒论，主题明确，家训体的文体特征在《无逸》篇中得以充分体现。《无逸》是现存同类文体的书面文献材料中最早的完整篇章，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题论说类家训体作品。     

经济结构

当前,在我国实际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中多涉及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据《〈辞海〉(修订稿)经济分册》注释,“[社会经济结构]指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其依据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马克思在此书中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