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四）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璠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三）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五）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六）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二）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九）

[编者按]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璠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八）

[编者按]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璠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七）

[编者按] 解析和定义"民族"术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长期以来热心关注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而中国现代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术语根源于西方已成不刊之论.黄现皤教授运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对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对学界不乏学术启示.     

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中国学者带着汉语异质文化的他者眼光,把"hermeneu-tics"这个术语引介到现代汉语学术界⑨,中国学者开始把"怎样对文本诉诸理解"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语境下.     

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

中国史学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其实有复杂的西方学术背景,并不是中国学术固有的术语.将这些概念还原到其西方学术脉络中,还原到其传入中国学术的历史背景中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真实涵义,对于历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medieval"或者"middle ages"是欧洲史学家在17世纪开始构建出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欧洲主流的历史观是antiqui-moderni(古-今)模式.欧洲史学家之所以在"古"和"今"之间构建出一个"中世纪"阶段,有其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历史背景.从17世纪末开始,ancient-medieval-modern这种三段式的历史观成为主流.而后,随着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的扩张,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一历史架构逐渐被欧洲文明之外的文化体,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其西方学术背景及其融入东方学术脉络的历史.     

《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

诗乐舞一体是文学发生时期的重要特征.<乐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乐论,系统地阐释了音乐的发生,音乐的作用及美学境界诸问题,其关于音乐的重要观点与儒家诗论一脉相承,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对<乐记>的影响尤为深刻.     

《水浒传》与"说参请"

说参请作为宋元说话的重要一支,其内容及形式俱无法考实.而从<水浒传>源头之一的<花和尚>话本中,可以大体推断"说参请"艺术的情形.<水浒传>中的参禅对话与机锋接引的描写,还有禅宗预言偈、禅宗下火文及禅宗辞世颂等语录文体的存留,都是"说参请"面貌具体而鲜活的纪录.     

"重写 ""重读"的可能、意义及缺失

“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史史学建设及文学作品批评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话语时尚的发生既是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作家的中心边缘化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审美创新性的内在诉求的结果。这种话语表达,在文学观念的变化中,预示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当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企盼和追求。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与逝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相悖相异,“重读”或“重写”并未真正建立起学理化的、以深厚的哲学史观为基础的、具有客观历史内涵的文学史观念,不免陷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而缺少宏阔的视野与平等对话的胸怀。     

论哲学意义的一二三

(1)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是不争的事实。(2)但是“我不思,我亦存在”。“思想”不是逻辑思维的起点,只有“存在”才是。(3)我是存在。特定的我是思想的载体。思维具有否定性、发散性和系统性。(4)种、类是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概念。“种”是个别性的普遍性。“类”是特殊性的普遍性。“种”的定义方法一般是“类(属及其以上)加上种的差”。(5)由“我”(即空间点)存在,而肯定了空间存在。空间只是点的否定性,是自我的外在。空间的否定性是时间。“我”和世界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是无限空间和时间的统一。空间具有长、宽、高,时间具有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性和无限性。(6)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无限,是一种有限之中的无限。我们正在认识和准备认识的无限,乃是一种无限之中的有限。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无限是对意识的否定。(7)事物是时空,形式、结构和功能,质与量的统一。认识事物,总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然后进入到知性的主观认识阶段,最后是理性的辩证思考。(8)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的世界是存在着的世界,也是概念的世界与理想的世界。(9)存在是“一”。“一”为“一个事物”。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广泛的包容性和强烈的变易性。(10)对立是“二”。“二”是指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思维,是指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认识论。(11)系统是“三”。“三”源于“一”。“三”是对立统一或“天人合一”之“三”;是先有中间再有两端,即“中庸”与“过”、“不及”之形式之“三”;是“一”统率“三”或三极并重之“三”。     

对“兴、观、群、怨”的重新检讨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 ,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人对于“兴、观、群、怨”的一些理解 ,大多是依据汉人、宋人的说法。他们的说法 ,有没有违背孔子本意的地方呢 ?对照孔子在《论语》中发表的全部言论 ,联系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 ,许多流行的说法 ,离孔子“兴、观、群、怨”的本意已相距甚远。实际上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 ,都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特征。本文通过文献整理 ,对“兴、观、群、怨”的内涵逐一做了分析 ,从而得出了一些与今人有些不同的结论。     

互联网、行政权与"新利维坦"

互联网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其对行政权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从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比较来说,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追求效率的品质内在地暗合了网络时代追求效率的特性,这就为行政权的集权提供了契机.而电子政府的实践也无从改变行政权集权这一趋向;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国家安全问题,知本家阶层的出现,网络的发展,政府的文化优势等都将带来行政权权力上升和膨胀,公民对其的监督减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的力量变弱趋向没有改变,而社会(公民)失去了对行政权(政府)的批评精神和否定态度,从而进一步使社会失去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如果是如此,一个新利维坦--专制政府将诞生,民主必将受到侵害.因此,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其不利因素对民主社会肌体的侵害,成为了当代政治学思考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语用关系"的轴线.语言实现了从"指称论"到"游戏说"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通常从哲学纯学术的角度着眼.然而,马克思实际从事的是社会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游戏的性质的不同,造成马克思语言的"用法"也不同.我们应当从马克思所从事的这三者统一的游戏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语言,并由此拓展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论“可久可大可新”之作为“中华共识”——“华学道德说”之辨析与批评

仅视"中华文化"为"道德文化",是片面的。"中华文化"有"道德"之一面,但并非仅为"道德文化"。倡导"道德文化"者,以儒家为主;此外又有释家,倡导"智慧文化";尚有道家与道教,倡导"身体文化"。儒、释、道三家有共同目标,曰"可久可大可新"。各家各派之别,乃路径之别,非目标之别。儒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德修"或"修性";释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智修"或"修心";道家与道教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体修"或"修命"。路径不同,乃"术"之异;目标相同,乃"道"之同。"中华文化"即此"道同而术异"之文化体系,非仅为"道德文化"也。     

“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刍议

按"一国两制"实践的内在逻辑,可以将"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分为"回归模式"和"实验模式"。澳门回归模式是澳门回归过程的方式和步骤。澳门实验模式主要指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方式、状态和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与回归模式相比,澳门实验模式尚未定型,但业已创造了重要的经验。澳门实验的核心,就是对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制度发展与整合的求解。澳门实验既是改变澳门自身命运的实验,"实验田"的产品也将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提供经验,作出贡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见于《资治通鉴》,其语意当由《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中化出。近代往往望文生义,以先入为主的态度据此推论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得到的结论不符史实,因之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罢黜百家”,有当时特殊的指谓和政治动机,“独尊儒术”在当初也有具体所指。儒家成为武帝以后中华的主流思想主要源于其内在的价值,它的振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