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俞平伯先生晚年研究红学的主要观点

俞平伯先生晚年研究红学的主要观点徐家昌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主要观点俞平伯先生是我的亲娘舅。在我的幼年，向我传授的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唯美主义。俞先生从不坚持己见。在《读词偶得》上，他反对胡适对李煌“浪淘沙”中“独自莫凭栏”的解释。但三十年后，他在《唐宋词...     

且把显学作清谈——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研究

近些年有关文献对俞平伯晚年的红学思想时有披露。由此可知:俞平伯晚年虽甚少公开谈论红楼,但一直关心红学的进展,反思与关注代表了其观照红学的态度和方式。其对红学史的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客观和宽容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对作者、地点等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对当时不断升温并露出一些乱象的红学界,他十分清醒冷静,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     

《平心论高鹗》:林语堂对大陆红学家的反驳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中有不少文字是反驳大陆学者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可谓“挑战典范红学”,尤其是“攻高鹗主观派之批评”一节从多方面对俞平伯《红楼梦辨》的论点进行逐条反驳,以证成其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而非高鹗,高鹗只是依据曹氏残稿进行“整理补订”而非“续作”的观点,同时对周汝昌及其《红楼梦新证》做了批评大于肯定的评价.林语堂之反驳俞平伯、周汝昌,议论不够平允,词气不够谦和.作为一家之言,林语堂的红学观点瑕瑜互见,某些论点还可进一步商榷、辩论,但不害其在红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百年红学》序

闵虹同志主编的《百年红学》一书，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五年前，闵虹同志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开辟了“百年红学”栏目。五年来，他们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把“百年红学”的栏目办得很有生气，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文章，在红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红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在闵虹同志把发表在“百年红学”栏目上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名为《百年红学》，这无疑是百年红学反思总结的一个重要成果。     

论俞平伯红学观念的嬗变

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临终前给我们留下的遗言，明显意味着其晚年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认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红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对于促进跨世纪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正式确立。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考证似乎是在与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其实质却是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他主要通过对程高百二十回全壁本的分割解剖，径直得出“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基本结论；又进而通…     

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

去年冬,我刊就确定把此文发于今年第一期;后因稿挤转入第二期。年初见到新华社报导:胡绳同志在社科院为俞平伯先生举行的庆贺会上说:“俞先生是有学术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是有开拓性的”;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实行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的。那次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先生,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月二十二日《羊城晚报》)看来,本文作者三年多前的论点,现在该可以见容于学术界了。这里,特摘录作者去年九月来信所述有关该文争取面世的种种困难情况,以供读者参阅: “我认为一九五四年的“批俞”是个“错案”,不同意当代某些红学史的专著和专文对“批俞运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此文作于一九八二年秋,并于是年冬在一个内部发行的师专学报刊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专刊曾影印转载过我别的署名的好几篇红学文章,也包括在上列这个内部学报刊出的文章,但就是没有转载这一篇;这,如果让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说两句不自量的话,那么恐怕不是此文缺乏转载的资格,而是因为那位担任《<红楼梦>研究》专刊的顾问,恰恰是拙文指名批评到的几位同志中之一位,虽然这位同志曾在文章中公开说过“要有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一类的话。……拙文曾投寄过几个全国性的有关的学术评论刊物。得到的答复都令人兴奋:有的说是“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有的说是“作为一家之言,是充分说理的”;有的还答应代转其他刊物,等;但是,寄来寄去,转来转去,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终归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看来,这几年虽然百家争鸣呼声甚高,但要在红学界认真讨论“批俞运动”问题,似乎时机尚未成熟,就像鲁迅所说,听到口令“开步——”时切不可立即举足,一定要等听到“走”字时。才可以真的“开步”。一九八○年《齐鲁学刊》曾提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应该进行学术探讨;可是后来似乎碰到麻烦,未能“探讨”下去。但最近,胡乔木同志说,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光明日报1985年9月6日),这不但等于肯定了当年《齐鲁学刊》提出问题的勇气和眼光,也为今后讨论“批俞运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参照系:既然一九五一年的“批《武训传》”可以基本否定,那么,对于一九五四年的规模大得多也激烈得多的“批俞运动”,现在来提出一些质疑意见,该是时机“已经”成熟了吧?……因为近年几乎没人谈这问题,所以这篇作于三年前的拙文,现在看来似乎尚未过时,这是笔者的“幸”呢,还是红学界的“不幸”?……拙文原有个副题,由内刊编者删去,现补入。拙文篇幅较长,如可发表,我宁愿用新五号字排印,使之少占篇幅,但希望尽可能勿加删削,以保存历史面貌。……”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三十四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辨》——王国维、俞平伯评红雏议

在红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研究家中,王国维和俞平伯无疑是很重要的两位。尽管他们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甚至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乃至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给《红楼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勃勃生机,在红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是具有程碑意义的红学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写于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后者写于1922年,1923年出版。前后相隔近二十年。但是     

精神现象:钗黛合一——红学笔记之一

“钗黛合一”的问题,是红学研究中了犹未了的一个老问题。“钗黛合一”的观念是俞平伯先生提出来的。50年代,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矛头所指之一就是“钗黛合一”的观念,认为抹煞了曹雪芹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调和钗、黛两种大是非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其后,就是那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本文无意评价历史上那场批判运动的是是非     

评新红学派

“新红学”是“红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何看待“新红学”,不仅是一个对“红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派别的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这个派别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值得重视。一九五四年对胡适新红学的批判,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批判了实用主义,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批判运动除了存在偏离学术讨论的倾向外,就学术本身来说,也存在缺点,就是对“新红学”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于学术考证,也没有强调要分清科学考证和实用主义考证的界限;还有一些批判文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红学误区简析

红学误区简析周五纯红学讨论尽管不算冷寂，但是若干与红楼主旨密切的问题，往往尚未展开。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一、色空问题这是一个从１９５４年批俞运动引起的话题。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说：“《红楼梦》的主要观点是色空”，而李希凡、蓝翎的...     

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

<正> 一九五四年的“批俞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在当代红学史上仍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批俞运动”和尔后七十年代的“评红热”,客观上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至今仍未得到阐明,也未被红学理论工作者所承认。另一方面,从“批俞运动”到“评红热”,究竟是作为学术的、以《红楼梦》本体研究为重点的红学本身的革命发展呢,还是一种并非红学本身发展的外来政治干预性的“革命的红学”(借用余英时先生提法,详下文)?也是一个在实质上至今尚未得到     

《红楼梦十论》序

黄立新同志的《红楼梦十论》即将出版,我为作者这些年来的红学论文得以结集问世深感愉快,也为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又可多得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而感到高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论文,绝大多数过去已先后发表过。这些论文就以往的《红楼梦》研究来说,有的是旧题新作,有的是新题新作,难得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立新同志都写得很认真,读者从他的文章里必将有所得益。翻读这部著作,我觉得有几个特点。首先,立新同志为文,每立一题,往往不肯浅尝辄止,而是努力加以开掘和发挥。《曹雪芹与唐伯虎》,这可以说是一个老题目了。还在二十年代,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里,就有一篇《唐六如与林黛玉》,考述《红楼梦》里黛玉葬花一事,“系受古人底暗示而来”。这“古人”,就是明代的“六如居士”唐伯虎。俞先生那篇短文,从《红楼梦》里的一段情节描写,说明这部小说所写故事往往“是有所本的”。而立新同志此文则深入开掘,详尽发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对曹雪芹和唐伯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曹、唐二人同属“间气所锺”,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杰出艺术家;两人都走了一条十分坎坷的人生道路;两人的思想倾     

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法规了。胡适在“红学”史上的遭遇就是这样。自从一九五四年从批判俞平伯同志的《<红楼梦>简论》开始,开展了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以来,胡适的名字就紧紧地和“反面教员”连在一起,著述无人问津了。其实这是不公正的。胡适其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应该一分为二的。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后来堕落成为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甚至成为战犯,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上,胡适是有功有过;而且单就对《红楼梦》的考证而言,     

跨世纪“红学”展望

纵览红学二百年的历史发展，从“剪不断、理还乱”的热闹纷争中，清晰地划出红学的四个历史时期；评论胡适、鲁迅、俞平伯三个对当代红学影响最深的红学人物功过是非；展望跨世纪红学再造辉煌的光明前景和全方位多元化发展的繁荣道路。     

畸笏叟者 张宜泉也——兼辩所谓香山“曹雪芹故居”应为张宜泉故居

畸笏叟是最早的《红楼梦》两大评论家之一。他既是《红楼梦》最早的阅读者;抄录者和写作之参与者,也是《红楼梦》早期抄本批阅时间最长、批阅评语最多的人。其影响完全可与他同期的另一大评论家脂砚斋并重齐美。由于他在红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多年来,人们不仅对畸笏叟的批语反复研究,并对他究竟是谁的问题进行过多次商榷。俞平伯先生猜测他是曹雪芹的舅父。徐恭时先生亦认为“畸笏应是雪芹的舅父。”石昕生、毛国瑶同志更进而推断他是“马齐之子,被政废的富兴。”戴不凡同志则云是曹頫。海外学者赵冈、陈钟毅、皮述民等人亦撰文论述畸笏叟应归之于曹頫。而吴恩裕先生既否定“舅父说”。认为“舅父之说。终于缺乏证据”。又否定“曹頫说”、断言畸笏“不是曹家的人”:但吴先生终未明确地论述畸笏究竟是谁。只是笼统地指出:“他是深知曹家的历史并且也参与曹家一些家庭活动。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个久居曹家的近亲。”由于资料的缺乏,证据的不足,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