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论王蒙《红楼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

王蒙以多重身份出现在“红学”舞台之上,成为一颗“红学”新星.中国古典中庸哲学和西方唯物辩证哲学组成的哲学思想贯穿于王蒙“红学”的始终,对其红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王蒙哲学思想的两种组成、王蒙哲学思想在《红楼梦》研究的具体体现、王蒙《红楼梦》研究对红学的影响这三方面入手,通过对王蒙红学研究的方法形式、人物形象的分析、对续作的态度、对《红楼梦》整体的评价等几个部分中哲学思想的论探,可更好的体会王蒙的红学研究,感受其价值,也可借此为红学的发展拓宽思路.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红学研究中的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问题

红学研究中存在的单纯追求趣味化、泛娱乐化,对《红楼梦》解读的非文学作品化、神秘化以及红学文章(著述)的非学术化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界,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低俗、庸俗、媚俗文化风气在红学领域的表现,是对《红楼梦》的普及和传承的干扰和背离。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讲是学术界(红学界)自身存在一些混乱理论没有得到很好地清理,背离了红学的宗旨。《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代表。正确地普及、传承《红楼梦》,正确地向外国人介绍《红楼梦》,这关系到正确地介绍中华文化的问题。我们对《红楼梦》要有敬畏之心,不能任意解构、糟蹋《红楼梦》。     

《红楼梦》“大荒山”并非长白山——与陈景河先生商榷

《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并非陈景河先生所误引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大荒山”,也与长白山无关,乃“荒唐言”耳。不能认为《红楼梦》主旨是写满族的兴衰史,表现的是中原腐朽文化和关外满族原始素朴文化的冲突等等。红学研究必须讲究科学的“方法论”。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预支五百年新意──《红楼梦》深层意蕴缕陈

《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十分丰厚深广，该文从文学角度和哲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将作者多年来研究红学的成果大致按照“人物论”“事理论”的框架分类述析，阐释了巨著的深意神髓，亦是对小说主要人物及事件思想内容的抽绎解义，新见迭出，目不暇收。此文是即将出版的红学专著《（红楼梦）精解》的绪论，统揽全局，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窥斑见豹。     

《红楼梦》历史文化精神论纲

作为红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关于《红楼梦》精神主题的争论,二百余年以来从未间断。在不断进步的时代光华映照之下,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外文化的比较之中,《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将继续为红学研究提供诠释空间与意义场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部"家传"、"国史"、"拟《春秋》"三位一体的"今古未有之奇书",乃是华夏民族历史文化之文本象征;以"三科九旨"为理论支柱的《春秋》大义,已然成为《红楼梦》全书之精神主旨。如果说文明与野蛮、繁华与衰落、入世与出世,是其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文化主题,向往天下化成,期望万世太平,关注现实人生,则是其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     

《红楼梦》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个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本旨 ,寄托中华文化之精魂的文本。《红楼梦》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红楼梦》是一个充满辩证性和悖论性机趣的话题。“人间红学”与专业研究者、翻译者等的相对专门性的工作应该有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对《红楼梦》主题的再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百年红学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研究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或直接将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等等。本文拟在总结《红楼梦》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给《红楼梦》主题以文本本位的复归。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５０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流言家"与红学

在当前虚热的红学讨论中,一种以“秦学”命名的红学研究,正在危害着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一古典名著的文学阅读,将《红楼梦》“宫廷秘史”化,正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流言家”式的研究。与这种流言家式的研究相配套,出现了许多邪说谬说,集中表现为对《红楼梦》原著的不尊重,对作者的不尊重,比如将作者修改过的人物形象重新“风月化”等,这严重损害了《红楼梦》阅读的文学意义。     

论曹雪芹思想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一、引言民国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但是多偏于考据。所谓“红学专家”，多是“红楼梦考据家”。自胡适算起，这类考据家究竟有多少？实在弄不清楚。直到威斯康辛红学会议，和台北的红学会议相继召开之后，大致说来，对《红楼梦》考据下过功夫的专家，大多都参加了。而出席台北红学会议的专家，十个之七八也是出席过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人马。台北的红学会议，无异是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再版，台北红学会议的意见，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红学考据专家的心血结晶。但综观其数目讨论的结果，在考证方面，并没有突破胡适考据的成果。胡适考…     

《红楼梦》文化现象研究综述

《红楼梦》文化现象是《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红楼梦》文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涌现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和大量的研究文章,是近30年来红学领域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红楼梦》与中华传统文化总论研究、《红楼梦》与精神文化现象、《红楼梦》与物质文化现象、《红楼梦》与域外物质文明几个方面。这些研究,丰富扩大了《红楼梦》研究的领域。     

纪念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08年3月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红楼梦学会和河南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学报“百年红学”栏目顾问张庆善，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振科，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将军红学家”田永清等近20名来自北京、     

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四

新时期红学三十年可谓成就斐然,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譬如吕启祥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等研红著作,荟萃于《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之中。吕启祥的《红楼梦》研究以人物形象和艺术美研究为主,尤重体悟而能精微洞达。她对作品的体验、思辨和分析始终围绕着一个终极目的,即寻求艺术的真谛、人生的真味、精神的家园。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