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检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非成败的综合性科学标准，蕴含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真理追求和价值追求的统一，是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意义。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奠定了我国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石和战略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等方面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重要方法论意义,彰显出强大的理论光辉和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及相互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后文简称“两个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精神的基础上,为解决民族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而提出的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治理理念。“两个共同体”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思维、经验基础与理论升华、相互依存与双向互动的内在关系;“两个共同体”的构建和铸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梦与世界梦共筑等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价值意蕴。     

“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核安全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探析

核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实现核安全纵深防御,须持续培育核安全文化。关注“两个大局”背景下的中国核安全文化发展,是当前核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核安全文化在价值统领、理论创新、法律完善、行业落实、公众沟通等方面向好发展,但也存在着多价值观研究而少具体行为准则研究、对传统安全文化利用不深、国际影响力与自身核安全实力不匹配等不足。危与机并存,一方面中国核能开发与治理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西方主导国际核安全文化话语权。对此,中国核安全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辩证吸收国内外核安全文化建设经验,汲取和合、忧患、担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一带一路”大力弘扬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     

“复合型”的中华民族及其功能

基于文化类型学的视角,将民族分类为原生型民族、融合型民族、衍生型民族、复合型民族、集合型民族。就其特征而言,中华民族属于典型的复合型民族,具有双层结构,同时又是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稳定,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代中国三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评析

中国近代史中,辛亥革命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抗战胜利初期先后产生过三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三个方案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三次努力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程。三个方案的实施与实践均未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究其根本原因是它们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能彻底完成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三个方案的失败,充分说明了旧民主主义不适合中国实际,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     

新时代聚焦“五个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新征程上聚焦“五个认同”引领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充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民生与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政策,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各民族人民主观与客观的集体能动认同体系。深刻把握“五个认同”的科学内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个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来看,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最先要解决的是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认同"的形成作深入地历史解读。通过这一解读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需要多学科的协作,更离不开正确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辨析“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三个向度

“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当前民族研究领域关注度较高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为此,有必要回顾梳理以往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研究,考察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基本特征,辨析其内在的历史继承发展关系,探讨其在工作实践中的时代运用语境和用意。从基本特征、历史关系与运用语境三个向度阐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两个概念内涵的异同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与具体语境运用中的区别,有助于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团结进步的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质,有助于深刻领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持。     

试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两个战场的关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担负的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一个主要以战役配合为主向主要以战略配合为主直至战略合作关系基本停止的变化过程。本文通过对相持阶段后期两个战场“地位与作用”的进一步转换和“限制与反限制”的激烈斗争的论述,揭示两个战场关系这一时期的这一变化,并进一步说明解放区战场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论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

抗战文化是以民族大义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这个文化的主流。抗战文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政治性、群众性、批判性。亦即以多元政治为基础、人民群众为对象、富于批判为活力。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为我国新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

“统制经济”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它的指导思想是主张国家应对生产和市场进行有限度的干预,使社会生产得以有序地进行,从而减轻经济危机的打击。此时的国民政府正积极加强统治,扩张国家资本的势力,而统制经济学说恰与当局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统制经济不仅作为国策很快便得到政府的认同,而且党国首脑还积极予以倡导,并试图在各个领域内全面加以实践。尽管学界的理论与政府的决策内容并非一致,目的更是大相径庭,但战前有关统制经济的讨论以及实践却为抗战爆发后政府及时将平时经济体制改变为战时经济体制,并全面实施统制经济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取得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研究结果相去甚远.其原因固然有研究资料的局限,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重庆大轰炸若干基本问题的范畴没有进行过认真严肃的界定.为此,笔者以历史档案为基础,以"重庆大轰炸"概念的界定为核心,对重庆大轰炸的阶段划分、重庆大轰炸造成的损害及其特点、重庆大轰炸的影响,以及关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意义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见解.     

"五四"至抗战前夕的安徽报业

"五四"至抗战前夕安徽共办有报刊300余种.本文以安庆、芜湖、蚌埠、合肥四地报业为重点,评介其主要报刊,并对有关重要报刊做适当考证.     

论三民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三民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三民主义担当了构筑其政治基础的历史作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三民主义始终是反对投降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生命的重要纽带.     

武汉抗战研究辨误三题

近年来,关于武汉抗战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社会各界对武汉抗战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武汉抗战研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本是与蒋介石政权绝交的近卫第一次声明竟然被指称为诱降声明,本是日军第十一军在整个武汉抗战中的损失被说成是日军第二军在小界岭战役中的损失,明明是在武昌平阅路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被写成在汉口华商街。这些谬误的出现,与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和研究武汉抗战及抗日战争史的观念、资料、态度密切相关,确实有必要纠正。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

全面抗战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携手走进抗战阵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抗日政权同时并存,形成了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格局。两种政权既统一又独立,虽然其合作目的和革命目标并非一致,但都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和关键的作用。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述要

重庆率先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新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同时,高度评价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与重庆文学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就今后如何展开抗战文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思路,以推动抗战文学研究在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中走向全面而多样的发展.     

抗战时期安徽的田赋征实

抗战时期安徽自1941年开始实施田赋征实,成立省县田管机关和粮管机关,分别办理经征、经收事宜。安徽在其国统区47县实行征实,征实标准和数量逐年增加,并不断完善征收程序和验收方法,通过增设仓库、提高库容、严格考成、加强催征等措施,使安徽田赋征实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总计在1941—1945年共征粮食9 324 615市石,年平均征起率达106.3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皖省军公民粮的供应奠定了基础,既支撑了安徽战场,又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