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汪伪事件述论

1940年1月3日,正当汪精卫汉奸集团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紧锣密鼓地上演傀儡丑剧开场之际,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崇武、陶希圣悄然离沪赴港;同月22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高崇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高、陶在信中公布了汪、日谈判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中的主要条款。本文拟就日、汪密约的性质,高、陶事件对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冲击程度,以及对高、陶事件的评价等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先进。(一) 日汪密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上附庸的条约,而对于汪精卫汉奸集团来说,只不过是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上海城市管理体制与管理

日本在长期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我国一部分的城市进行了殖民统治和管理。这些统治和活动主要是通过汪精卫傀儡集团进行的。长期来中国学者对于汪伪政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等。在史料方面也出版了《汪伪政权资料选编》系列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日本的对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国民参政会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并发表媚日"艳电".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必然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截至目前,一些论著和相关论述认为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通电声讨了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但事实上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们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并未予立即声讨.究竟是何原因?实有澄清之必要.     

新记《大公报》特色综论

《大公报》是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由英敛之1902年创办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1941年,《大公报》成为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荣誉奖章”的亚洲报纸,这代表了《大公报》的世界地位.在《大公报》112年的发展历史中,新记《大公报》即从1926至1949年应属于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的斗争岁月里,《大公报》有许多办报特色值得后世继承与学习,尤其是在人才的选用与发现上,社评、副刊以及专栏的创办上给后世报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沈从文与《大公报》

《大公报》与沈从文有很深之“缘”，这不仅仅缘于沈从文1902年诞生那年，《大公报》也在天津创办，而且更在于此后沈从文与《大公报》长达近20年的相处过程中，发生了与他一生活动有重要意义的诸多事件，如在发表过沈从文作品的所有报刊中，数《大公报》上刊载其作品为最多；在沈从文1949年前所经历的6次大的文坛论争中，有4次是因他最先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引起；沈从文在其整个报刊编辑活动中，唯有对《大公报》的时间、精力与心思等投入最大；沈从文的一些代表作（如《湘西》）最先由《大公报》推出面世；沈从文等人经营的《大公报…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民国成立前《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1902年至1911年《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进行梳理、研究,得出此间的《大公报》积极宣传现代体育思想,提倡＂尚武强兵＂、反对妇女缠足,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锻炼、鼓励各种体育社团的建立等内容。     

抗战时期国共肃奸对比分析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高举民族正义大旗,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自我净化的正气之歌。但由于国共抗战路线的不同,双方在肃奸认识、肃奸方法、肃奸效果上存有一定的差异。     

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及情绪分析

文章采用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舆论情绪变化。研究发现,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生命曲线特征,潜伏期和爆发期短,以多级路径为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是舆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三者的舆论情绪及变化存在差异,易产生次生舆情。研究表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多元且透明,伴随了公众理性思考和公民社会进步。建议分阶段采取引导策略,分层级持续释放权威消息,消除信息死角。同时加强有害信息管控,有效应对并严惩网络谣言,维护城市灾难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     

论网络舆情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

在网络政治时代,网络舆情已成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巨大挑战,也能为消除地方公信力危机提供契机和支持,进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网络舆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守旧行政思维、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和不及时、政府回应性不足和腐败不断滋生造成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提出需要转变行政思维和理念,规范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及时行政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完善监督体系,使网络舆情能为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服务。     

从国民会议到国民参政会——职业代表制的持续与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社会呼吁只有集结广泛的民意与民力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因而主张尽快成立民意代表机关,并由此发展为民主诉求的热潮。历经1933年训政时期国民参政会组织法的制定,1938年终于促成了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国民参政会的诞生过程可以看作是职业代表制的持续与变化,在代表构成和民意集结的方式上,国民参政会是对20世纪20年代国民会议方式的继承,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而产生的。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分析（2014—2018） ——基于战略坐标图

为揭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提出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趋势,抓取了2014—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构建高频词的共词矩阵,使用聚类分析将高频词聚集成7个类团,并采用战略坐标图揭示类团内部及类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等7个领域。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存在对舆情传播中个体特征的研究较少,对微信以及移动互联网环境中舆情的研究较少等问题。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等是潜在的重要研究主题。     

基于文本挖掘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基于网络爬取的方法,对近几年的121条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词云图、语义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的特征分析进行语义挖掘。挖掘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了解阻碍网络舆情防控与治理之因。文章提出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建立网络舆论治理机制、健全传播者和接受者引导与培育机制、完善网络舆情法制与追责机制、优化网络舆情的多元联动共治机制。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有效监管,整治网络谣言乱象,较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应急管理背景下的基层社区社会舆情引导研究

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以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方向和新命题,也对提升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特别是完善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完善社会治...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争夺新闻舆论引导主动权主导权的时度效分析

舆论向来有反映民意和影响人心向背、聚散的作用。在舆论生态深刻变革的新形势下，各种敌对势力都在同我们争夺新闻舆论阵地，同我们争夺新闻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舆论、舆情的复杂性前所未有，把握好新闻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对于争夺新闻舆论引导主动权主导权具有重大意义。     

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研究

由于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了解公共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对政府正确引导舆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大致上包括三个阶段：首先,社会上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或超越、违反社会规范的特殊行为受到关注,从而引发议论,这是舆论的起因;其次,意见在舆论领袖带领下互动与整合,进而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开始趋同,像无数小溪汇集成几条大的江河;再次,个人的意见、群体的意见在互动、整合、汇集的过程中,受到各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