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教合流”视阈下的祈雨信俗——以“画龙祈雨”与“以身祈雨”为重心

宋朝政府在借用僧道威仪行祭祀祈雨时,相继颁行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并杂行刑白鹅、沉虎头、投鲫鱼等"生物祈雨"法。"画龙祈雨"属于道教龙神信仰,简便易行且具神政威仪,但"画龙祈雨"无法直接彰显人间帝王"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宋代皇帝常常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以"罪身祈雨"方式表达"责己之意",太宗是宋代皇帝中"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宋代"以身祈雨"包括罪身、暴身和焚身三种方式,其中民间"焚身祈雨"信俗受到了佛教燃指、断臂等"舍身文化"的影响。"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宋人对"暴身"和"焚身"祈雨的危害和非科学性有着较高的认识。     

古代官方祈雨考述

祈雨是古代农业社会重要的祭祀与礼仪活动,其本质是原始信仰,不同形式的祈雨活动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神灵祈祀。基层民众及地方郡县喻祈于祭,王朝及皇帝则喻祈于礼,透过一系列仪式化的符号和象征行为,祈雨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函,集中反映了古代人对于自然、天象、政治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官方多神信仰的意识形态。     

传统"储存器"里的民间叙事——关中祈雨歌解读

仪式是传统的"储存器",储存了民族的历史与历史深处最真实的记忆,无法看见的宗教与神话信仰在仪式歌的"真情诉说"中成为真实的"存在".由于干旱一直是对关中农业社会危害最大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所以为禳除旱灾举行的祈雨祭祀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仪式风俗,伴随着祈雨仪式流传下来的祈雨歌是农耕民族在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章.祈雨活动在营造宗教氛围之同时,又根据现实生活之需要使仪式成为最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民俗活动,事实上,神话性与宗教性只是祈雨仪式的显性结构标志,其本质是对民生疾苦与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     

神农看猴记

正在神农坛参加完每年一度的炎帝祭祀大典,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不由心中嘀咕,难道祭祀大典还有祈雨的功能不成?神农顶常年多雨,可今日这雨下得实在不妙,因为大雨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个行程,大家期盼已久的特别活动——探访神农架的野生川金丝猴。金丝猴是和恐龙同时代的原始物种,和大熊猫一样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神农架的大山里,生活着1300余只川金丝猴,野生猴群栖息在高山密林中,以浆果、竹笋、苔藓为食,是典型     

辽代射柳活动考述

辽代射柳活动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演变受到多元文化因素影响。采用文献资料法和考古材料分析,对契丹射柳活动内涵进行研究,得出其具有一套完备的活动仪式,举行时间以4-6月为主,场所则不固定,视仪式活动内容而定;举行目的除祈雨外,还涉及祭祀、狩猎、竞技比赛、宴饮等方面;在射柳用具的选择上则有弓射和弩射之分,铁镞的选用以横镞箭为标准,既反映契丹族骑射军事水平的高超,也体现了射柳活动具有多元性和传承性的特征。     

论唐前小说中的祈雨文化

祈雨属于祈禳术之一,与民间信仰、巫术、宗教等息息相关。不论受何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其文化内涵有共通之处,都寄寓着农耕时代的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对风调雨顺的祈请与诉求。不少史料文献对祈雨皆有相关记载,唐前小说则以自己的方式对此加以呈现：祈雨的主体不受身份限制,普通民众、仕人、术士皆可参与,但主要为仕人与术士;祈雨仪式不拘一格,民间自发举行的较为简单、随意,重在书写施法者、法术的神异、祭祀主体的德行、祷祝的最终结果,受远古遗留的“万物有灵”“巫术”等思想影响较深。祈祷的神灵有山川树木等自然神、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龙等,杂糅了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官府发起的程式严整规范,且繁冗、复杂,意在区分等级,彰显对天神的虔诚与敬畏,以及心系苍生的民本思想、农业兴邦的治国理念。唐前小说对祈雨主体、仪式,以及祝祷神灵的书写,反映了当时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从《祈雨感应碑记》看元代大同地区的祈雨风俗

元代大同地区的祈雨活动一般无固定时间，主要在春夏两季举行，一般由地方官府出面组织，祈求对象也不限于与水有关的神灵。祈雨活动一般包括事前祈祷和事后酬神两个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神灵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漠，祈雨活动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心灵的慰藉。     

"四方风"崇拜中的农业文化意蕴

考察甲骨卜辞及传世文献中的"四方风",可知商周秦汉时期的风神祭祀,直接目的是祈雨求年,终极目的是农事丰收.在农业文明社会,在强烈农业思维模式指引下,四方及四方风神拥有了极强的农业神性.     

晚清民国湘西屯政与白帝天王信仰演变

屯政是晚清民国时期强加在湘西人民头上的一项沉重负担,对湘西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上,就是民间对风调雨顺和农业丰收的祈求。因此,屯政实行后,白帝天王的神格和故事逐渐由对“审判”的强调转向对“祈雨”的强调,体现了地方官和湘西民众在屯政压力下对农业丰收的渴望。     

金沙江河谷傣族的稻作与祭祀

傣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金沙江河谷傣族多数为南诏以后由景东等地南迁而来,稻作是其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有很强的季节性和节令要求,并且每一生产环节都与节日及祭祀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稻作生产为中心,以祈水为主题的农业祭祀和农事仪礼。     

元代天妃崇拜的三个问题新探

从中国古代海神崇拜的历程来看,虽然“天妃”名号、海神崇拜由来已久,但“天妃”与海神产生联系,是从宋元时期对林氏女的册封开始的,而且由于元代的极力崇拜,使曾经作为众多人格化海神之一的“天妃”成为海神的代名词。宋代作为无所不保的“万能神”化身的天妃,在元代的主要职能是海运的保护神,但是她也兼具祈雨、息盗、平息海潮等其他职能。天妃在元代被视为最主要的海运保护神,但并非唯一的海运保护神,还有其他的因护佑海运的海神受到元政府的册封、祭祀,如水仙神和一直以来由政府册封、祭祀的“四海神”。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村阈视野下的祭祀与家族——基于华北地区北村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个案研究简

中国汉族的村落、宗族与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象征历来为汉学人类学家所关注。文章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北村,基于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对该村落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仪式以及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了考察,探究了祖先崇拜的原因及重要的象征体系——“家堂”,并分析了“院”的形态和作用,认为民间信仰和仪式对家族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论佤族的牛崇拜

生活在澜沧江以西与萨尔温江以东的怒山山脉南段崇山峻岭之中的佤族,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崇拜牛。牛崇拜是佤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其崇拜祖先、重视农耕和祈求丰产的山地农耕民族文化的表现。     

赛戏仪式剧《斩旱魃》的雩祭因素

从整个仪式来看,赛戏是群体性祭祀行为,是将祭祀仪式作人物形象的图解。但它确又是戏,有人物角色、舞蹈动作和故事情节搬演等方面的戏剧审美因素,因而人们将它认为是敬神为主兼以娱人的祭祀仪式剧。赛戏活动一般是每个台口演出4天,包括报赛、迎喜神、刮街、斩旱魃、说夜书等固定程序。《斩旱魃》是赛戏独具特色的仪式剧．它的内容强烈地体现了原始的雩祭意识。     

中国古代“以龙求雨”巫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以农为本,农业与降雨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自古以来,求雨巫术便是农业巫术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龙自古被认为能够兴云布雨,从而成为求雨巫术中的主角。"以龙求雨"巫术主要有两种形式:以龙形求雨、逼龙降雨。     

论汉代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汉代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包括对本宗族已逝祖先的崇拜和人类始祖神女娲伏羲的崇拜。祖先崇拜具有维护统一的巨大凝聚力,通过群体性的祭祀和崇拜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祖先崇拜也是维系族人关系和维护宗法关系的重要纽带。     

藏族“拉则”文化意蕴解析

文章结合藏族山神崇拜和＂崇箭＂习俗,对藏族＂拉则＂仪式的历史渊源及其蕴含的文化功能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特别是对＂拉则＂供品中＂箭＂的象征意蕴做了全新的解析。认为它既是献祭战神的锐利武器,也具有祈求生育、繁衍子孙的功能,是藏族远古先民生殖文化理念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