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同乡组织的难民救助工作——以粤籍旅沪同乡会为例

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救助工作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开展,另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各界团体的共同努力。同乡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团体,在抗战时期的同乡难民救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海市的粤籍旅沪同乡组织为例,同乡难民救助工作主要从难民收容、难民遣送和物资筹办三个方面展开,并由此产生了四个方面的政治社会效应,包括战争有生力量的保存、民族认同的强化、民主觉醒的推动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因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地逐渐沦陷而不断向南、向西涌入武汉,致使武汉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出于武汉会战和抗战大战略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沿途救助、后方安置等诸多手段,将集聚于武汉的难民和武汉市民一百余万紧急疏散至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并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和管控重大危机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紧急疏散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的"武汉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标志,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全国普遍存在难民、灾民以及鳏寡孤独等。针对以上群体的存在,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本文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社会救助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研究

1927年11月,一群在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求学的职业青年,仿照学校童子军组织形式,自发成立"商夜童子军",随后易名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该团成立以后,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募捐赈灾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尤其是在"一.二八"战役和全面抗战时期,团员们冒烽火,忍饥寒,抢救伤兵难民,护运各类人员物资,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难民迁徙与“内迁文化”的形成

抗战时期难民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难民的生存境遇之惨,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现象,“紊乱、惊惶、骚乱”可谓是抗战时期逃难民众的基本写照。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状下,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仍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       

面向现实的历史关怀——读《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

自古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问题就一直是困绕着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常常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研究过中国救荒史的邓云特先生就曾指出:"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1](P105)多少个王朝也就是在这些灾民、难民生存无着铤而走险的起义中衰败和灭亡.     

中东地区与中国对难民问题治理的比较研究

难民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东地区面临着复杂且形势严峻的"难民海啸",中国也遭遇了大规模"难民潮",难民保护和治理难度很大,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发展。难民问题复杂,牵涉较广,影响深远,需要国际社会和国家政策多层次、多领域协调合作、共同治理。对涌入中东地区和中国的难民现状、难民治理进行结构分析,并加以比较,从而提出双方治理的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推动双方难民治理迈上新台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选择、机遇与挑战

2016年6月30日,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完成了由观察员国向正式成员国的转变。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不仅有助于完善国际移民管理制度,促进本国出入境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同防控非法移民、解决难民问题和打击国际犯罪,而且有利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户籍管理制度下国内移民自由迁徙的限制与国际移民组织的宗旨不符,以及中国成为成员国后对需要承担的难民救助义务更多,高素质人才流失较为严重。中国需要有条件地逐步放开自由迁徙的限制。在难民问题上,中国应当做好应对准备,积极履行义务;对高素质人才的留用应当建立优良的劳动环境。     

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的整体描述，还是微观的个案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总体而言，其在研究深度、研究区域以及研究视角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大量的移民难民问题。边区政府通过加强立法、实行优惠政策等措施,不仅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为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抗战时期云南的社会教育

肇始于民国初年的社会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就抗战时期的基地云南而言,社会教育蔚然兴盛有其原因,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以扫除文盲、宣传抗战救国为目标,使社会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传播,提高了云南民众的整体素质,改良了社会风气,增强了人们的爱国意识,为抗战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抗战大后方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除抗日根据地外最重要的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最主要的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具体表现为:维系国共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繁荣抗战文化,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源泉;开拓民间外交,为抗战胜利营造良好环境.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认同,有助于深刻领会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在革命、改革、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当下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生动素材.     

吉安抗战文化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吉安是赣中重镇,古称“文章节义之邦”,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江西抗战首府,人文蔚起。这使吉安不仅成为江西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与西南的抗战文化重地。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吉安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田汉等文学家、诗人在吉安发表抗战诗文;反映抗战的木刻与绘画艺术作品在吉安展出;《复国走南洋》、《八百壮士》、《大骂汪精卫》等抗战戏剧杂技在吉安演出;《再牺牲再前进》、《南昌轰炸实录》等抗战音乐电影在吉安播放;《前方日报》、《抗战月报》等抗战报刊在吉安出版发行;吉安民众教育馆、文山书店等图书馆与书店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浙江大学迁驻吉安泰和;国立十三中学在吉安创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部等抗日团体在吉安开展抗战活动,等等。这些抗战文化对推动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奠定和彰显了吉安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高等教育 ,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阶段 ,尽管有许多缺陷 ,但它迁移大专院校到大后 ,接济流亡师生 ,从而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在扩展教育规模 ,保证教学质量 ,开展学术研究 ,促进文化交流 ,及直接服务抗战诸方面 ,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论20世纪中国“红色戏剧”

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党领导下兴起的"红色戏剧"是一个重要的戏剧现象.它经历了苏区红色戏剧、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戏剧和新中国红色戏剧三个阶段,对我国戏剧艺术发展、对革命斗争乃至对党内政治斗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战时特殊利益空间中的国家、基层与民众——从抗日战争时期兵役推行侧面切入

抗战时期,中国国内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体系,但原有利益空间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国家、基层和民众仍为国内利益空间中的三大结构。作为社会存在,这三大利益结构之间的差异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因此,在抗战役政推行中,三大利益结构之间始终存在利益博弈,产生了众多复杂的纠纷,内耗了抗战力量。但此类博弈在本质上主要属于具有自在性的社会问题,必须从社会问题的视角加以讨论,才有可能逼近其真相,认识其存在与演变规律。     

汪伪时期筹办伪“国立上海大学”始末

国外一些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著作常把汪伪时期设立的伪“国立上海大学”不加辨别的纳入整个上海大学史来论述,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国立上海大学”其实是一所“中国教育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高等学府”。它以“上海大学”为名,而实质上却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上海大学毫无渊源和传承关系。笔者把它从历史的陈迹中发掘出来,就是为了拨开环绕其四周的历史迷雾,与具有爱国传统和时代精神的真正上海大学厘清界限,以正视听。     

抗战与宣传——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的战时宣传为例

当现代战争进入全民动员的整体战时代后,战时宣传活动就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对于艰苦漫长的中国抗日战争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作为一个以动员民众、积聚抗战力量为主要目标,并且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社会团体,充分利用了其与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并发挥了会员成分多样性及地方组织完备性等优势,积极开展战时宣传与社会动员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