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六朝南方庄园经济与庄园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士族地主经济及政治权力的扩张,南方庄园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与之相伴的庄园文学也应运而生。庄园文学主要表现为描写庄园的山水诗与山水赋,庄园文学形式上描写庄园山水,实质上吐露的却是士人对士族文化生活的认可与审美,表达了士族的闲适生活及由此而衍生的隐逸心态。     

河北士族对北朝文学的影响

河北是北朝高门士族最集中的地区。河北士族既是北朝汉族官员的主体,也是北朝文学创作的主力,他们的创作活动奠定了北朝文学的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北朝文学发展的方向,对北朝文学的进步有积极的影响。     

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

南朝(420—589)文学可谓士族、宫廷和家族的文学。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刘宋虽历时60年,占整个南朝的1/3还强,但因其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只具有过渡期的特点;陈朝33年,时间不长,且国力衰微、地域日缩,文化愈趋萎靡,已不足与北方相抗衡,又下转隋朝,亦仅具过渡性的特点。所以,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文学。 南朝各代皇室皆出身于武将,他们对士族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接受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士族文人的贵族气息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和培养起来的。他们以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力、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文化特权在这个     

庾信《哀江南赋》中的士族特色

《哀江南赋》具有明显的士族特色。其士族特色主要表现在:该赋继承了士族文学述家风陈世德的特征,极力炫耀自己的贵族华望出身;赋中表现出庾信性格中高自期许、自命不凡的特征;赋中为我们再现了萧梁由盛而衰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后,旧封建士族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新政府相继采取"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两项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士族阶层的改造."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是相辅相成的,并为日本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积极因素.但这两项政策并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改造士族,因而又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与李炳海先生商榷

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 ,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 ,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南朝文人早熟 ,从外因来看 ,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分不开 ;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 ;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 ,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 ,注重藻饰的倾向 ,与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学本身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论上海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作为 2 0世纪文化重镇的上海 ,其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引领中国文学之潮流的。可以这样说 ,倘若没有上海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会迟缓得多 ;倘若没有上海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单薄得多。上海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的意义与价值是多方面的 ,尤其在文学启蒙的缘起与构成、文学新潮的引入与探索、通俗文学的勃兴与发展等方面 ,上海文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1.魏晋隋唐选举政策变动与士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政权瓦解后,天下兵兴,人物播迁,曹魏政权于延康年间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     

论鲍照文学特征的形成及其人生依附形态

鲍照文学创作的富艳华美和畅达遒劲两种风格特点的形成,实与鲍照“才秀”而“人微”的人生处境有关。为了进入仕途,鲍照不得不依附于门阀士族的提携和皇室的拔擢。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他以不同的文风来迎合士族和皇室截然相反的文学审美口味。因此,文学和政治才能的不得自由施展是鲍照激愤情感的主要心理来源。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的结合，客观上是由于西晋末年北方战乱，赵魏士族为躲避战乱而流徙辽西；主观上则由二者的相互需要而促成。赵魏士族需要有一个愿意接纳并能保证其传统地位的势力为依托，慕容氏则需要汉族士族的支持与合作。赵魏士族对慕容氏诸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二者的结合对加速慕容部等东北鲜卑的汉化过程，促进民族融合，发展诸燕经济，传播中原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二者的结合又使一大批文人保留下来，成为其后北魏立国的骨干，甚至影响到北魏改制。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刘宋统治者出自寒门,“本无术学”,终其一代,其皇族子弟在文化上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特征。不过,一般说来,寒门人物获得统治地位后,随着与高门士族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或多或少地在文化上趋于“士族化”。就刘宋皇族而言,其最显达的一支为宋文帝一房,对士族文化的模仿、汲取的程度也最高。宋文帝及其子孙在经史学术、玄学谈论及文学、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皆有所涉猎,某些方面还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由于他们具有统治地位,其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论对文学意蕴的解读发掘

文学意蕴的生成与构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美学问题,被人们视之为"玄秘多幻的奥区"。本文用文学解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文学意蕴生成与构成的多层性特征、多维性因素和潜在的多重性张力,并从本体论角度对其审美特征和创造性的精神审美价值等方面作了探讨。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及其史料价值

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杂编》,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晚唐五代史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文学风尚等都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一是记载了帝王、藩镇、官宦的言行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反映了晚唐五代社会现实,有政治资料价值。二是记载了晚唐五代文人轶事及文学活动,有助于研究作家作品及创作情况,有文学资料价值。三是记载了唐代科场轶事、士族风尚、民间娱乐等内容,有社会风俗和文化资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