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注性副词“幸亏“”好在”的标记化比较

评注性副词“幸亏”“好在”都可以表侥幸义,后接有利性条件。“幸亏”“好在”的话语功能和表达功用包括主观评注和客观衔接。随着语篇交际动因和高频类推机制的影响,二者都已发生了标记化,演变成具有主观评价和客观衔接功能的标记。就标记化表现形式和标记化程度而言,“好在”的标记化表现形式更丰富,标记化程度也更高,具有连词化演变趋势。     

“言够”与“言多”——论“够”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规约化用法

本文基于构式互动来考察“够”在用变和演变中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的规约化用法。“够”可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组配形成构式群。随着主观性增强,“够”由表客观的足量向抽象的程度量虚化,词性上由判断动词向程度副词演变。其语法化等级呈现出非均质性,其中“够+A”时语法化等级最高。功能上“够”实现了客观的定量评估向主观的模糊定性转变。     

助动词“会”的产生和发展

助动词“会”产生于东汉时期,由“会合”义动词“会”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素的参与下演化发展而来。这一过程伴随着非元语用法到元语用法的转变,而从情态角度来看,助动词“会”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主观化逐渐加深的过程。     

“最好”的词义演变与主观化

现代汉语中的“最好”既是一个形容词性短语,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表示言者主观情态意义的语气副词。“最好”的词义演化是语法化过程,同时也是主观化过程。主观性的不断加强是该词词义演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最好”的演化过程还伴随着它在句子中位置的左移运动。     

汉语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别”的语法化

现代汉语中“怕”“看”“别”都分别由害怕义动词、观看义动词、禁止义否定副词发展出了表示担心一认识情态的标记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分别是:怕: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看:观看→提醒注意、警告告诚→担心→认识情态;别:禁止劝阻、警告告诫→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这些语法化途径都可以找到跨语言材料的验证,因而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另外,在实词虚化的过程中,都伴随从非元语用法到元语用法的转变,经过了从具有语法主语到具有言者主语、从命题功能到言谈功能的变化,说明这种语法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主观化过程。     

汉语“准”的语法化考察

文章从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变的角度对“准”的语法化路径进行梳理，并尝试对具有情态意义的“准”是情态动词还是情态副词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当“准”表示道义上的“许可”“必要”时，呈现出较多情态动词的特点；当表示“必然”性推断的认识情态释义时，呈现出较多认识情态副词的特点。笔者认为，“准”正处于从情态动词向情态副词虚化的语法化历程当中。     

现代汉语副词“简直”的语义考察

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简直＂的语法意义有基本义和派生义之分,其基本义是表示强调,派生义是表示夸张,强调和夸张又有一致性,二者都处在低层语义范畴,受高层语义——主观情态的制约;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考察＂简直＂的语义背景,发现＂简直＂主要出现在递进复句和结论性条件复句中;运用语义特征理论可以归纳出＂简直＂的三个语义特征,即程度大量、主观性和评注性。     

常宁方言中“得”的能性用法研究

常宁方言中“得”的能性表达主要有助动词和补语标记两种用法.作助动词用时构成“(不)得 V”格式,作补语标记时构成“V(不)得”、“V(不)得O”、“V得OC/VO不C”、“V得/不CO”等格式.“得 V”一般用于疑问句、否定句中,使用范围受限;“V 得(CO)”使用较自由.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出现在“得 V”中,“V 得”中的 V 只由动词充当.“得 V”一般表主观能力和对客观事件能否实现的主观估测;“V 得”既可表主观能力、推测,又可表客观可能和情理许可.二者分工除部分重叠外,处于互补状态.     

明清山东方言情态动词“待”及其连词化现象

“待”由表意愿转为表假设,最终演变为假设连词,一些同表意愿的其他情态动词演变方向与之具有平行性。它们除了具有共同的语义基础、语法功能及语法位置,还经常出现于假设复句中,经过高频使用,逐渐弱化自身的“意愿”义而吸收句式的“假设”义,关联性逐渐增强,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汉语“情态动词>连词”的平行虚化现象。     

汉语情态动词“能”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考察汉语情态动词“能”语法化的路径及其机制,把情态动词“能”的语法化放在世界语言语法化的范围内来考察。汉语情态动词“能”语法化的两条路径——“能力〉（中性条件）〉许可”和“能力〉（中性条件）〉知识可能”也普遍存在于其它语言中,是世界上许多语言情态动词语法化的普遍路径。推理是包括汉语在内的许多语言情态动词语法化的主要机制,原来认为许多由隐喻机制所引发的语法化,其实是由推理所引发的。     

流行语中“各种”的新用法

＂各种＂的常规用法是修饰名词性成分,在网络流行语＂‘各种’＋动词/形容词＂结构中,＂各种＂由词组凝缩为程度副词,语用色彩由客观陈述演变为主观评价。     

包含抑或并立——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之辨析

人身危险性作为行为人的属性,其与作为社会危害性基本内容的主观恶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两者无论是在基本内涵和评价因素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是并立的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定罪量刑时,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时,应该把主观恶性剔除,以避免重复评价。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范畴的重读

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范畴,关键在于把握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实践的世界观意义集中体现在世界的二重化上.世界的二重化首先体现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化,实践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的过程中,又同时形成了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分化与统一,实践同样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时间副词“一面”探析

在线性序列“数词‘一’＋动词‘面’和“数词‘一’＋量词‘面’”的共同作用下，宋代产生了副词“一面”，相当于“径直、直接”；后来演变出时间副词，相当于“立即、马上”。由于两者与时间范畴都有关，语义上出现了交叉。随着“立即”、“马上”的出现，时间副词“一面”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梅山"匠工五法"对我国当代女性农民法制与道德教育的思考

梅山地区匠工传统技法即"匠工五法"是梅山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瑰丽奇葩,它操作方便,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对我国当代女性农民的法制与道德教育可资借鉴.通过借鉴,可以使法制观念和道德意识的主观色彩客观化、评判标准由隐形化到显形化、评判力度由柔性化到刚性化.     

论周济对词学兴寄论的新阐释

比兴寄托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相当古老的理论 ,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注重政教 ,却又受经学的影响 ,限制了作者兴会与才情的发挥 ;董士锡偏重于艺术表现 ;周济则融会二家而包容之 ,既承认其上攀《风》《骚》 ,注重意格的一面 ,又强调了审美之特征 ,将寄兴的理论充分运用到其创作论中 ,提出了“从有寄托入 ,以无寄托出”的著名理论 ,从创作过程入手 ,对比兴寄托的实际运用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模棱两可的民间——质疑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及其运用

“民间”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概念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 ,在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中 ,民间的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能否统一 ?“民间”能否以独立于“庙堂”、“广场”之外的形态存在于 2 0世纪文学史之中 ?自由自在是否是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 ,民间的自由自在是否任何文明进步都无法涵盖 ?     

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违法性”之伪

侵权法中,违法性学说的发展最终让耶林眼中的＂客观违法＂要件走入了绝境,这是违法性学说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中＂faute＂的误解的必然结果。＂faute＂包含两个核心内容即主观否定性评价与客观否定性评价,主观否定性评价是过错,而客观否定性评价是不正当性而不是违法性。侵权法中的违法性要件是个伪命题,违法性并非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坚持"三个结合"践行"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践行"三个代表"必须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