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资源形态、精英类型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既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规范要求,又要立足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聚焦问题,提出契合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方案。而资源以及基于资源的利益博弈,构成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变量。基于此,在广泛田野调查基础上,以资源形态为切入点,分析不同资源形态下“富人”“狠人”“能人”和“老好人”等村治精英的治理逻辑。在理清不同村治精英主导下农村基层治理所涵盖的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和治理秩序等层面的基本表现基础上,分析各个层面与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等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之间的张力及其生成机制。最后,本文从农村基层治理各利益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必要的农村治理空间和社区性规则培植以及村庄社会公共性构建等方面,提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方案。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之理性审视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在治理模式、社会治理创新、新兴基层社会组织、村(居)民自治等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为此,需从完善党群合作协商共治的互动机制;完善利益整合与矛盾协调机制;健全和践行平等对话机制;完善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决策机制;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同合作机制;注重创新和实践,建立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稳定和法治保障方面的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的策略——对于F省实践的分析

作为转型期多元利益碰撞、博弈的焦点,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问题已经处于“风口浪尖”,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文立足F省的实践,从城市社区治理、农村村民自治两个方面,制度规则、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来把握F省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运行现状,剖析存在问题,并通过重塑基层社会管理格局,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水平,完善基层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培育非政府治理主体,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等策略措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的观察与分析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社会角度来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包括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基层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的体系化、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等六个维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遵循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共同缔造作为一种理念方法，以共同理念为核心，以发动群众参与为基础，在优化基层治理单元体系中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体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塑造共同性社会关系和群众精神等建立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共同缔造的理念方法有效地适应了当前基层治理中的诸多困境，深度诠释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表达，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邓小平的科学发展思想

从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发展观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些思想要素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已有萌芽.研究邓小平的科学发展思想,对于更好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大学生社会生存训练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大学生社会生存训练融合缄默课程、活动课程等一系列课程模式,继承并创新户外素质拓展训练和社会实践的具体做法,开发和挖掘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资源,创设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化的特殊教育情境,使大学生通过体验都市生活和生存,加速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进程,实现“从做中学”和“教、学、做、考四合一”,是高校提高大学生全面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一种新抓手和新载体。     

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恩格斯和列宁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

"自由和必然"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已经产生。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前人优秀的思想遗产,在《反杜林论》中,精辟阐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列宁又在恩格斯的基础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自由和必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全面阐明了"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     

试论"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背景和重要意义

江总书记“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 ,对传统治国理论的扬弃和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而得出的真理性命题。“以德治国”思想是对中外历史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 ,符合中国民族特殊心理的国情而提出来的 ,并与传统和外国德治有本质区别 ;“以德治国”思想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必然论断 ,也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 ,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要的客观需要。     

社会系统及其“同构律”

本文从新的视角界定了社会系统概念及其特征,给出了社会系统的"同构"概念,提出了社会系统的"同构律",把概念社会系统与实体社会系统统一起来,为管理科学和其他科学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实践路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执政理念和价值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究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实践路径,探讨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反映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中的实践要求,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人类学视角对“旅游体验”的新思考

"体验经济"概念提出后,很快成为全球热点。受其影响,我国旅游学术界和业界也开始了对"旅游体验"的关注。但由于长期受"经济产业"思路的局限,我国的"旅游体验"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较深层次的思考。旅游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从本质上决定了文化因素是"旅游体验"成败的关键,而文化往往是通过一些符号或物质载体体现出来的,这就涉及到"真实性"的问题。因此,"旅游体验"问题还应结合人类学相关理论从"文化真实"及"主客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旅游体验"的研究还需把握真实性、社区参与及文化涵化三个重要概念。同时,旅游体验的"虚拟真实性"应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被提出和界定。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