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产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关系，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在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虽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类型转移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在提升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同时，还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双向FDI协同、区域绿色创新与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改进的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双向FDI协同效应的增强不仅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正向积极影响,还会提高相邻或地理属性相近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此外,这种空间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积极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双向FDI协同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信用秩序、制度依赖性与绿色经济效率

文章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信用秩序的空间互动形式，运用空间计量法和准自然实验探讨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制度依赖性。研究表明：（1）“逐底竞争”和“竞相向上”非对称性并存是我国信用秩序空间互动的主要形式。（2）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双重非线性影响，公共信用秩序、市场信用秩序与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呈“倒U”型和“U”型关系。（3）信用秩序的建立具有制度依赖性，地方法规和信用示范政策是信用秩序建立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制度载体。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表现上劣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而由此决定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具有动态延续性,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框架,基于静态能源效率和动态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方法来测度和衡量工业能源效率,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法实证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却通过制约绿色技术创新而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要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大.     

跨国并购交易结构设计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异质性假说,以效率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重新考量了跨国并购交易结构设计与银行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运用中国、美国和英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面板数据,采用DEA超效率模型,本文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交易结构设计对不同类型银行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存在差异性,且在地理距离远近不同的条件下,其差异性更为明显.具体而言:跨国并购交易价值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浴缸曲线”效应,两者呈正U型关系,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则具有“过犹不及”的倒U型曲线效应,且在地理距离远的条件下这种关系更为凸显;持股比例对纯技术效率只有在地理距离远的条件下才出现“过犹不及”的倒U型关系,但是其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目标银行相对规模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多多益善”的正向影响,但是对规模效率只有在地理距离远的情况下才出现“过犹不及”的倒U型曲线效应.     

创新要素流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探究创新要素流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能源效率,运用引力模型构建创新要素流动指标,并基于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有利于能源效率提升,且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产业结构调整是创新要素流动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传导机制。空间效应表明,创新要素流动与能源效率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创新人员流动对能源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创新资本流动对能源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对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对能源效率提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本文为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而助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与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一定参考。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市场化、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时,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不同。本文将集聚函数引入Copeland and Taylor模型,以市场化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工业集聚影响环境质量的门限模型,并结合2000—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方法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工业集聚会导致环境污染,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种负面影响减弱;当市场化水平跨越更高门限值时,工业集聚会改善环境。建议根据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解决环境问题。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努力推动环保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改善环境。     

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绿色增长核算方法的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来源分析

通过构建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利用虚拟增长分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要素投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构成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认为:绿色技术效率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本深化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最小;围绕加快绿色技术进步和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提出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缩小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对策建议。     

所有制、行业效率与转型经济下的中国企业生存

 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生存具有独特的特点。本文对湖南省1998-2007年新成立的54159家国有和私营工业企业数据样本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行业层面,效率仍对企业生存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私营企业生存状况受效率影响作用较大,国有企业受效率影响较小,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效率在改善中国企业生存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生存还并未受经济转型时期的影响。     

碳信息披露的价值效应：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地区层次的环境监管因素对企业层次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价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U型关系中,环境监管具有调节作用,良好的环境监管有助于增强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且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良好的环境监管对国有企业更能增强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同一环境监管水平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有利于偏向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本研究丰富了环境监管和碳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领域的文献,并为企业在不同环境监管水平下,充分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与提高企业价值,以及为政府的相关环境监管建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启示。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都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Jacobs外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Porter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因“虹吸效应”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研究,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算,运用静态、动态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并且当前我国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依然体现为负向作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传导渠道分析表明,环境分权通过资源错配渠道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具有地区异质性、结构异质性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为调整及优化环境分权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环境“二维化”视角下的居民幸福感量化研究：来自中国CGSS数据的新证据

幸福不仅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更是人们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创新性地从环境“二维化”这一研究视角,将环境因素划分为两个维度,即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与居民主观的环境行为,采用优化的两阶段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沿着“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居民幸福感”和“居民幸福感——居民主观的环境行为”两条研究思路展开实证分析,在实证过程中引入控制变量及工具变量,同时对经济因素及地区因素可能导致的组群差异进行考量和比较。结果显示,无论是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还是居民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其影响均是显著的,且具有异质性;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居民环境行为则因个体收入和居民幸福感程度的不同产生差异。本文对环境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分析,为政府出台环境政策的制定、提升居民幸福感及居民环境行为贡献度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