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一、背景 由于政府管理危机和市场调节危机的出现,同时伴随着现在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公共治理理论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推动理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研究的热潮.继续全部依赖政府来解决公共问题的做法已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原有的单一公共部门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从治理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管理问题,着重强调了创新社会治理,并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报中强调要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形势与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是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人口结构性问题.它不仅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挑战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两项基本国策的落实,对社会安全和建设和谐社会将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性别失衡与Sexuality: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框架

比较了性别失衡研究与sexuality研究在学科层面、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以及政策实践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了在性别失衡研究领域引入sexuality视角的可行性。最后,以sexuality视角为着眼点,围绕性别失衡的理论拓展和政策实践,进行了性别失衡研究框架的创新。新研究框架的提出可以开拓性别失衡研究视野,纳入新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也有利于在多元化性差异的社会变迁中,准确把握社会舆论走向和社会需求,提升性别失衡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科学性和长期性。     

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的结构与绩效——一个分析框架

在理论上对治理结构和治理绩效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公共治理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基于公共治理结构对治理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通过构建公共治理结构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阐明二者关联的潜在机制和路径;该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目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公共治理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国未来的性别失衡治理工作调整及完善提供科学的理论,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性别失衡研究的重大突破

中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时期最长、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人口性别结构作为人口结构问题之一,其失衡将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造成严重的社会风险,进而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处于人口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国家治理的角度,都非常有必要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问题.     

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挤压问题的治理研究——基于“越南新娘”现象的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以及边境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东南亚女子因婚姻流入中国的数量呈现激增态势,出现了“越南新娘”现象,中国性别失衡是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以此为背景,运用社会风险放大理论对典型案例“S省多名越南新娘集体出逃”进行分析,从出逃原因、买婚逃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治理建议等方面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呈现出性别失衡后婚姻挤压的完整过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越南新娘”出逃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二是婚姻挤压下的买婚、骗婚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不管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会不断扩大;三是提出了将大龄未婚男性弱势群体纳入国家性别失衡的社会治理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     

失衡与背反：当代影视文化“性别暴力”现象批判

在当代影视文化中,“正常化”的“性别暴力”正在成为一种建构力量,它不仅使女性再一次沦为“色情”和“暴力”的牺牲品,而且还巩固和维系着既存的文化秩序和性别权力关系,其根源主要是盛行于性别关系领域中的权力统治格局。随着女性主义的深入影响和女性意识的抬头,学术界比较普遍地对充满“色情”和“暴力”的影视传播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以规约影视文化未来的发展,消除“性别暴力”对性别文化发展的恶劣影响。     

“性别与发展”之“性别与教育”理论构建——用性别视角审视和批判教育

将社会性别的概念及相关的性别与发展理论引入教育领域,用性别视角(即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和批判教育,用性别分析的方法对教育领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分化等现象作出科学而系统性的解释,可得出针对两性的教育发展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命题和结论的过程,就是性别与教育理论的构建过程。     

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基于性别失衡的视角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未婚男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突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婚龄人口性别失衡背景下适龄未婚成员性别对农村家庭炫耀性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相比有适龄未婚女孩的家庭,有适龄未婚男孩的农村家庭的炫耀性消费水平显著更高,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未婚成员性别对未婚成员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家庭、高收入家庭、中部和东部地区家庭的炫耀性消费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典型”教育:“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失衡

“典型”教育是我国行政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正效应不容忽视:促使官员“敢为”、“不敢为”,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良性的辐射效应。然而,只强调“典型”教育引发了行政伦理评价标准的错位、“德行有用”价值理念的扭曲、官员道德选择的误区等。这一系列的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寻求“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平衡:既要坚持不懈地抓“典型”教育,同时又要适应时代要求,树立“道德人”与“经济人”联体的公仆观。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公益诉讼

公共治理研究的兴起对法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文选择从公共治理的理论视角考察公益诉讼.公共治理和公益诉讼的核心概念之一都是公共利益.在公法领域,公共利益保护之缺失要求公法制度变革,即建立公益诉讼.在公共治理领域,无论是目标功能,还是主体行为假定、机制设计等都与公益诉讼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公共治理需要公益诉讼作为法律机制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共治理.     

儒家文化是否损害了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性别失衡视角的实证检验*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严格实行被定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制度,到2016年1月1日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在这严格控制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个孩子的30余年里,中国因何出现了严重的性别失衡？高性别比对经济增长又具有何种作用？本文通过儒家文化对性别比作用的传递机制分析和对现实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男孩偏好”拉高了性别比,而性别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社会变迁中性别失衡在中国演化的机制分析

将社会变迁的视角引入性别失衡转变的宏观机理研究,构建了社会变迁影响性别失衡演化的理论模型,并应用于中国30年来的社会变迁和性别失衡转变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出生性别结构失衡的发展态势既非天然线性下降也非缓慢衰减,而是取决于未来社会环境多因素的互动,直接决定性别结构变动的环境因素转换符合短板理论;中国性别失衡的演变过程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制度改革探索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新技术引进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经济发展阶段,人口流动和家庭体系瓦解弱化了男孩偏好;社会结构转变阶段,阶层分化与贫富差异扩大使得男孩偏好获得了新的支撑;指出如果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持续恶化,那么性别失衡的转变过程会比学界预想得更为复杂和曲折。     

性别与政治:一个两性比较的视角

一些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政治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有差异的。这体现在:男性崇尚理性,女性重视情感;男性从不拒绝使用暴力,女性则愿意接受妥协;男性倾向于排斥异端,女性却能够包容差异。这种两性政治观之间的对比,虽然显得有些戏剧化,有夸大两性隔离的危险,但无论如何,人们应该正视这种差异。     

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治理:前沿与展望

从现实中的治理情境来看,政府主导的治理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国家治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基础上,更加强调公共领域的互动、政府对民众的回应与责任;精准扶贫政策细化的具体解决方案,是社会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具体实践;网络治理是近年来我国公共治理所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党和政府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和实践下,环境治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所突破.公共治理未来展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治理不断创新,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     

19世纪英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性别视角考察

19世纪的英国社会试图强化公共空间的性别区分。男女领域分离观念就是把公共空间留给男性的思想意识形态,试图把女性排斥在公共领域以外。19世纪的英国女性逐渐获得了一些与男性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展示场所;商业利润驱使的公共空间;专门女性公共空间,特别是女性专用厕所。,女性可以享受的城市公共空间不仅非常有限,而且享受这些公共空间有时间的限制,离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空间还很遥远漫长。     

性别视角下算法权力异化的治理路径

凭借对强大的数据资源的占有,算法技术逐渐披上了“权力的外衣”,随之而来也打破了原有的“权利”制约“权力”的平衡,出现算法权力异化问题。算法权力异化背景下,看似中立的算法技术,通过自动化决策与自动化评分等方式,将传统社会固有的性别歧视隐蔽式放大,使得劳动就业领域的法律保护机制失灵,算法权力与劳动权利的互动失衡。为此,应搭建用于劳动的自动化决策的第三方对话机制,从多领域实现对算法性别歧视规范体系的结构性扩容,确立算法治理中人的主体地位,以避免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劳动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