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实的碰撞——高学历女性择偶难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从实证调查入手.问卷调查及婚介所征婚人的资料统计说明,虽然现实生活中已婚者的婚姻满意度并不与传统婚配模式划等号,但在择偶时人们依旧固守着"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标准.本文在分析了高学历、高收入女性择偶难的现状和原因后指出,当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及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之后,我们迫切需要变革传统婚配模式乃至社会性别意识,尽管这一过程将是漫长与艰难的.     

关于“男女同龄退休”若干问题问答

文章中以问答形式讨论以下十个问题:如果女性一致要求推迟退休年龄,国家就应该提高女性退休年龄吗?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女性退休年龄比提高企业女工退休年龄容易一些吗?提高女性退休年龄会影响就业吗?为什么不以降低男性退休年龄缓解严峻就业形势?应该维持退休年龄男高女低的现状吗?法定退休年龄为什么往往是男高女低?女性寿命比男性长,退休年龄却比男性低是否正常?职务职称男高女低是退休年龄男高女低造成的吗?女性50—55岁一刀切退休是否可惜和不公平?退休年龄男女不同就是性别不公吗?     

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分析中国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时间推移,初婚解体风险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对城市的影响超过了农村,对女性的影响超过了男性;初婚年龄与初婚解体风险呈现轻微的U型关系,主要是由早婚或晚婚的婚姻异质性所引起;婚姻异质性对初婚解体风险的作用受择偶梯度的影响,"男高女低"婚姻模式的初婚离婚风险远远小于"女高男低"模式;在家庭因素的影响中,生育孩子有利于降低初婚离婚风险,而与父母同住及婚前同居则显著增加了初婚离婚风险。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女性择偶最佳年龄区趣关谈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告诉我们,一切人都是社会的人,一切社会现象和规律都应该而且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来体现。恋爱、择偶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它同样受制于客观规律的变化和影响。 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理健康、心理正常的女子,无不寻求真挚的爱情、渴望甜美的姻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婚姻毕竟是男女双方互相吸引、互相选择、互相筛选的结果,而绝非一厢情愿所致。因此,对女性来说,恋爱是否成功,婚后是否和谐,客观上必须使女性择偶年龄区与男性择偶年龄区相吻合,相对应,否则,势必产生男女期望值上的“差异”。 目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们的恋爱、择偶还往往受经济地位、社会背景、文化素质以及年龄、身材、相貌、气质、性格等诸因素的影响。而在其他社会、时空因素大致相近的条件下,年龄(这里主要指女性年龄)则起明显的制约作用。 笔者最近在城镇、厂矿作了一次有趣的抽样调查:未婚女性认为理想择偶年龄22至26岁区间占85％,27至30岁占15％。已婚妇女中,认为24至27岁为女性理想择偶区占91％。而女性实际结婚年龄在22至26岁区间的占75％,27至30岁的占20％,其他占5％。可见,女性实际结婚年     

中国现代“单身女贵族”探析

当代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对家庭和女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单身女贵族"的出现是现代性和传统性别秩序相遇的必然结果.中国现代"单身女贵族"具有以工作为支点的独立生活,同时她们在职业上的优势和年龄上的劣势又与"男高女低"的婚姻模式相矛盾,从而成为她们组建家庭的不利因素.     

社会转型期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变迁--以湖北恩施州宣恩县J村为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土家族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发生了巨大变迁：通过自由恋爱选择配偶成为主流模式,且出现了“男高女低”的条件配置;女性主动离婚数量增加;离异或丧偶女性的再婚被接受,且有一定的选择空间;独身现象悄然出现。这些嬗变的出现,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上升、城市情爱模式的影响和婚姻市场上性别比的失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变迁反映了土家族地区正经历着一场现代化的转型,标志着土家族社会文明的进步,但也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     

周代男女角色定位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为考察周朝性别角色定位问题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通过对历史文献辨析,指出周代男女作为社会和家庭成员从小就在男权社会所需要的模式下接受教化,并被区别对待,后逐步形成了“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行为模式。分析结果表明,这一行为模式至今仍影响现代人的生活：现代男女受教育程度、在业和再就业比例差距拉大;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     

孔子与柏拉图女性主义身份之文化比较辨析——以《论语》及《理想国》的女性教育理念为例

中西女性主义的不同,从理论上可追溯到孔子与柏拉图的女性教育理念.孔子对女性采取“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式的疏离态度,把其排除在“有教无类”的“类”和取士的“五仪”之外,客观上沿袭了周礼所提倡的“三从四德”的教育内容,通过对男性“修齐治平”意识的强调,强化了女性相对的从属地位;柏拉图虽也承认男女生理有别,但主张给予女性以同等的受教育权,通过训教培养女护国者.与孔子相比,柏拉图更具有“女性主义者”的资格,其男女等权的理念为现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两性平权思想增添了理论上的力度.     

都市中“大龄未婚女性”寻求自我定位的伦理透视

“大龄未婚女性”问题的出现,体现着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特征,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也是造成“大龄未婚女性”们择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而理想的爱情与现实的婚姻的状况也是“大龄未婚女性”们徘徊于婚姻的围城之外的重要因素.“大龄未婚女性”们要摆脱择偶困境,就要以主体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建构起真正的自我,在通过婚姻建立的家庭这个伦理实体中达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     

唐人的择偶观念与方式

唐朝是一个思想观念较为开放的时代,礼教意识相对淡薄,具体表现在婚姻方面,就是唐代青年男女择偶观念与方式的多元化倾向。一方面,受传统礼教的约束,一些青年男女在婚姻方面仍然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依礼择偶不乏其人,这种现象从出土唐代墓志的相关记载中不难得到印证;另一方面,部分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则敢于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主张按照双方间的情来行事,缘情择偶的现象时有所见,这种情况在传世文献中屡见其载。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不违反法律禁止条件的男女缘情结合,法律虽然不作干预,却还是会不时受到传统礼教的干涉,以至于不少唐代青年男女每每纠结于依礼择偶与缘情择偶的两难选择之中。而从唐代婚姻立法的角度考察,唐律既认可青年男女依礼择偶,显示出对礼的尊重;又默许青年男女缘情择偶,显示出对情的理解,这无疑是唐律开放意识的体现。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择偶观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择偶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男女议婚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徽州商人的影响,徽州地区百姓在议婚时出现了违反《家礼》精神的行为,除了外貌条件这一古往今来男女择偶标准外,财富水平成为了择偶的重要标准。     

理性的冷静还是非理性的狂热?——女性张力背景下“剩女”择偶的路径依赖与模式纠结

剩女作为一种女性突生现象,加剧了女性择偶次生行动的紧张与彷徨。以女性张力为视角,可以揭示现代女性在择偶中面临的种种困境,通过女性择偶路径依赖的多元分析,探究女性择偶模式蕴含理性与非理性的多样化纠结,从科学发展观视阈寻求女性择偶选择的时代变革。     

女性时代风貌与“剩女”择偶模式——基于传统择偶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传媒的推波助澜,＂剩女＂话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展现出女性择偶变迁的事实,又呈现了女性的择偶窘境。这一现象需要遵循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事实——逻辑诊断——范式建构——策略选择这一技术路径,探究当代＂剩女＂现象的生成机理、现实运行与调适机制。通过对传统择偶模式的社会学梳理,可以揭示其对都市女性择偶适用的现代症结,从科学发展观视界探寻当代女性择偶模式的变革。     

建构与本质：性别平等的路径探讨——基于择偶标准的研究

社会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是解释性别差异的两种基本观点。现代社会的实践更多采用建构取向造成男女两种性别的趋同。然而从择偶标准的确立可以发现男性对女性与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依然遵循传统文化的规定性。在这一基础上分析可见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有其合理性也存在误区，应该建立超越二者的性别平等的建构路径。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择偶倾向与取舍——以报刊媒介的两性话题为视角

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择偶观念一向表现较为含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开启了思想启蒙之牖,而且也打开了自由恋爱之闸。其时的报刊杂志是知识男女青年获取新婚恋观的渠道,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择偶心声的场所。《大公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女子月刊》等都十分关注两性话题,反映出男性在接受新婚恋观时,渴盼与一位学识相当的女性,共同结成具备知己与爱情的婚姻关系;而经自由平等理念影响的知识女性,则在抗命挣脱传统婚姻枷锁后,更难抵御恋爱至上的浪漫诱惑。其时的婚恋自由开始成为青年知识男女的共同诉求。然而,由于新旧观念的冲突与杂糅,男性在婚恋中期盼的实际上是同时具备新知识和旧道德的女性;而女性在爱情理想中既追求人格平等,又仍然执着于寻求男性的庇护。     

社会转型期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变迁——以湖北恩施州宣恩县J村为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土家族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发生了巨大变迁:通过自由恋爱选择配偶成为主流模式,且出现了"男高女低"的条件配置;女性主动离婚数量增加;离异或丧偶女性的再婚被接受,且有一定的选择空间;独身现象悄然出现。这些嬗变的出现,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上升、城市情爱模式的影响和婚姻市场上性别比的失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变迁反映了土家族地区正经历着一场现代化的转型,标志着土家族社会文明的进步,但也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女性思想评述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自成体系并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女性思想以“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为人本框架,特别强调“女性本位”的两性关系法则,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女性“生活之艺术”的审美追求.周作人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女性解放思想是颇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识的.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高丽时期“为人女”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地位

高丽时期“为人女”女性在择偶问题上享有与同一时代、同一阶层男性大致同等的地位;在家庭关系中,户籍记录方式和律法上以及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她们受性别因素的影响较少,受年龄因素的影响较多。在受教育方面,她们没能享有与其同辈兄弟相等的权利,女性不管身份贵贱,均没能接受学校教育,只接受有限的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