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数量问题及伦理对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问题丛生.其中,人口整体数量和国家所能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为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统治集团高度重视人口数量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伦理对策,主要有:"善政"伦理原则、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社会利益伦理原则、生存条件优先原则和国家功利主义原则等.这些对策有的不仅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口思想的内容.     

《中国人口问题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大规模人口转变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经济长期持续获得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交相辉映,各种人口问题陆续浮出水面,从而为人口科学的发展营造了丰富多彩的舞台,人口科学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如此说来我们这一代学人很幸运,赶上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期.毫无疑问,对各种人口问题宏观上的把握,特别是关系全局性、长期性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     

载入历史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完成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突现的,具有时代性的性别失衡和社会对策问题.其研究成果是能记入历史的.社会转型期本是多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集中且极可能突发的时期,性别失衡的国家和地区,由性别失衡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转型的固有矛盾和冲突交织互动,形成更大、更多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威胁公共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风险和综合性的后果,甚至难以逆转.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随时局的变化而更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与艰难起步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及强硬实施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与二孩新政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将中国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压了下来,遏制了人口激增的趋势,同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然而,这种迅速的人口转变也导致了人口政策老龄化、家庭结构不稳定、家庭功能式微、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个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营造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

近来,人口问题引起了严重关注,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人口也重新开始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上谢忠梁先生的《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作了初步的人口史料汇编。该文正确指出:“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主要是下面     

人口转变与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思考

中国的人口转变,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比单纯的人口数量的增加更能考验中国,它不仅是人口学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经济等诸方面,尤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审视、思考人口转变后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养老保障问题,以达成国家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共识,促成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健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社会主义国家人口发展目标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和基础.人口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起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始终要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质量和分布都要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原始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在50‰.左右,当时人口的增长率一个世纪约为1.5%左右,平均期望寿命为20岁左右,每二百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约为1人,这种人口状况和人口结构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具体反映.当前(1982年年中)     

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用人口问题为主线连接起来,指出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向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过渡,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对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解决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深层次、综合配套的体制改革.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清代东北地区城市发展与变迁

清代是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清朝建立以来,东北地区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中国内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被引入,城市功能从单一化向功能多样化转变.东北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人口聚集紧密相联,同时各级城市一旦形成后,对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又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文化角度反思群体性事件

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作为历史上常见的文化现象,群体性事件除了表现维护自身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的现象外,更多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贫困。当代中国社会中虽然存在诸多的社会思潮,但都未能对中国社会如何和谐发展问题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更没有站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思考现实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思想的贫困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直接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这值得中国思想学术界反省。     

《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论文集出版

由我校袁方教授主编的《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论文集已经出版.这是由我校社会学系《人口问题》研究组牵头承担的"六五"时期国家社会科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承担这项研究工作的有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二十余名人口学者.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学习和借鉴国外人口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充分运用已有人口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关生育率变动的背景、条件、相关因素、地区差异等问题的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本课题的研究准备了重要前提.论     

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

三国鼎立时期，蜀汉国家统治者错误地执行了不切实际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政策，使绝大多数青壮年男性长期参与战争而丧失了人口再生产的机会，直接造成了蜀汉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连年征战还造成青壮年男性的大量死亡，也间接造成了蜀汉十分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不仅使得其人口增殖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还带来了兵源补充困难、社会劳动力资源匮乏和物力、财力的严重削弱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摆脱危机，蜀汉政权不得不加强对南中地区人力、物力资源的依赖和盘剥，并由此激化了民族矛盾，大大加速了蜀汉国家灭亡的步伐     

清前期人口迅增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前期(1644—1840年)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它直接奠定了中国现代人口规模的基础。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对于发现中国人口增长的规律,寻求人口增长过速的本源,探讨控制人口增长规模的办法等,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一) 探讨清前期人口迅增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不首先考察一下清代各个时期的人口状况。清代各个时期究竟有多少人口?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和不精确,这一问题很难求得完全无误的答案。     

江泽民人口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江泽民人口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人口思想.其中,对"两种生产"原理的新阐释、对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以及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首要问题的论述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宝贵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控制人口增长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提高人口素质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的论述,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道路的阐述,为今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富有创见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创新.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谓“基本国策”,就是指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兴旺发达,子孙后代的生活幸福的大计,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涉及全局的战略任务.今天,党中央把人口问题提高到这样一个战略高度,这是党中央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从我国国情出发,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对当前严重的人口问题,以及展望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陈岱云、赵德铸在《人口转变与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人口转变,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比单纯的人口数量的增加更能考验中国。它不仅是人口学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经济等诸方面,尤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实质上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所表现出的便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社会保障对于受保障的主体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对社会保障问题的认识不能偏离这个基本视点。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是福利型国家,还是市场取向的国家,都把社会救助看成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现状及其对策

在当代中国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造成这一现状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为解决此问题,一定要从多方面入手。      

中国外语教育制度:问题与改革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给当今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该制度产生于20多年前的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已经严重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社会学、法学、社会语言学、教育投资学以及国际比较等角度分析,都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中国外语教育制度应遵循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激励化的系统改革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