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     

从赋序看赋家赋文的题材意识

赋家在赋序里叙述作赋缘起时,喜欢言及前人是否写过同类题材的作品.赋家对题材的关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模仿与新创、继承与超越的问题上.赋家对于题材的格外关注,从根本上说与赋体体物的特征有关.     

赋体叙事研究前景展望

赋体兼具小说的叙事性和诗歌的抒情性,赋的叙事性既体现在＂赋＂字铺陈的本义里,也体现在它的题材、手法、与体式上。古往今来的赋论家们对赋的叙事性也不乏零星的认识,但叙事研究相当薄弱,甚至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一些关键性的、全局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全面系统地考察赋体叙事的成果尚付阙如,理论的更新也该提上研究日程。近年来引入并兴起的空间叙事理论为赋体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赋体叙事可以在赋体本质与叙事、赋体表现手法与叙事、赋体体式结构与叙事、赋体题材与叙事、赋体叙事的源流衍变等五大方面进行深究。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

赋体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据《文心雕龙》,说宋玉“完成了赋这种形式;有的说所谓宋玉赋“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看来,弄清宋玉赋的真伪成了确定赋体形成时间的关键。对此问题,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揣固陋,也欲献芹。宋玉完成赋体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司马迁评宋玉的话:“好辞而以赋见称”。既然司马迁早已认宋玉为赋家了,赋体形成的时间还能晚于宋玉生时吗?笔者认为,引用这一评语时,必须区分其中“辞”、“赋”两概念内涵,“辞”指文辞,言辞,藻绘也;“赋”系“辞     

李白《大鹏赋》的道家渊源初论

李白<大鹏赋>因遇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而作,赋中"大鹏"形象源出于<庄子>鲲鹏变化的寓言,而且李白以大鹏自比,作此赋实为自喻.可谓一赋三人,皆因道合.本文拟借<大鹏赋>考察李白其人、其赋的道家渊源.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

《荀子·赋篇》在文学史上首先以“赋”名篇,时间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若干年来,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但是,一般的著作和论文只着眼于它的篇名进行概括的评说和笼统的比附,以说明楚辞的发展去向和汉赋的渊源,对几个根本的问题则鲜有涉及。因而,在阐述、揭示我国诗歌辞赋由春秋战国向汉代的发展轨迹方面,也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荀子·赋篇》有三个问题必须弄清:一、它到底包括几篇?二、其中所含各部分是否都是“赋”?三、它们分别作于什么时期?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如有的人所笼统说的,都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对话体赋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

对话体赋是一切赋体之始祖 ,并且是后世赋之创作的主要体裁之一。然而 ,千百年来 ,在赋学研究界 ,对话体赋一直未能获得命名。作为一种体裁 ,对话体赋有相当明显的形式特征及语言特征。先秦两汉的对话文化是对话体赋赖以产生及生存的土壤。对话体赋的出现 ,也使中国文人从此有了虚拟的、文学的对话性这一崭新的生存维度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廓清源流 自成体系——我读《赋史》

马积高先生的《赋史》问世已经五年了。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尤在于时间的考验。经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部著作,发现其中的论点,仍然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辉,那么,这部著作的价值便不言自明了。《赋史》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它廊清了赋的源流,对赋的概念作出了科学的概括。两千多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是赋?这是写作赋史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的同志十分关心的问题。《赋史》首先解决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马先生从旧说中概     

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

汉人论赋的基本观念是有无“风谕”。刘勰的赋论既有继承汉人“风谕”说的一面,但又和汉人走的路子大不相同。刘勰的赋论以赋体“铺采捣文”的特点为核心,一方面要求极力对事物进行描绘,另一方面又要求体物写志,反对辞采过于淫侈。刘勰不仅注重汉赋形象描绘的特色,而且总结了汉赋的“侧附”、夸张等艺术经验,这说明他对汉赋形象描绘的重视是有意识的。刘勰的赋论虽然主要从汉赋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但却反映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论八股文赋之说不能成立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台湾省学者张正体《赋学》二书都认为,清代有八股文赋(或称股赋),是一种不同于骚赋、诗赋、散体赋、骈赋、律赋、文赋的新形式。铃木虎雄说:“就清代赋与前代赋之关系看,可由其句法、股法、押韵以及股法与押韵互相关系,作为区别赋的时期,余谓清赋可以为八股文赋时代。或有认为独立称为八股文赋时代为无必要。而余认     

司马相如赋论质疑

<正> 《西京杂记》中记载着司马相如论赋的一段文字,向为历代研究赋的专家所珍视,以为此说反映了汉代大赋的创作经验,并对后人的赋作具有指导意义。原文如下: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 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繡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