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形态、功能及其发展

按照性质不同,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可划分为新型农民合作社和传统农民合作社两大类型.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是农户间的团结协作和互利互惠,它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抵御农业经营风险;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从我国的情况看,在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三种模式--综合型模式、合同型模式和合作社型模式中,合作社型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由于当前在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中存在的,诸如合作的认识不够明确、合作的环境不够优良、合作的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教育普及国际公认的合作经济理论和实务知识;尽快出台<农村资金合作社法>,明确各类农民合作社的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合作社"三会"制度及议事规则.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相关研究的基础。本文在对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界定了理事长社会资本的概念,采用社会资本经典三维度划分方法,以农民合作社为组织边界,对理事长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选取了合作社理事长社会资本各维度的衡量指标,构建了理事长社会资本指标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合作社的三重面相：设定、嵌入与策略性

我国合作社普遍偏离经典合作社原则发展而呈现出不同面相及实践逻辑,引发了学界的持续争论。事实上,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呈现抽象的合作社、系统的合作社和具体的合作社三重面相,其背后的机理在于我国合作社在发展理念、原则和理想类型上的设定性,在市场体系、社会结构和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嵌入性,以及在产业属性、市场情状、主体结构、领导者特性、文化传统、组织设计等局部情景下的策略性。因此,观照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不应从某一面相得出片面结论,而应从组织化视角出发,走出有关合作社的"原真性"想象,客观看待农民合作社的现实实践及其独特地位和关键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再论网络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实质是以小规模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信任、合作、互惠等规范;小规模关系网络分为亲属、社会与经济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也相应存在亲属网络、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社会资本三种类型;经济网络社会资本是企业集群的基础性制度。     

实现农村集体产权混改的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依托多地区农村集体产权混改实践案例进行的研究发现,混改过程中形成了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以及外部协同治理三层机制联结而成的完整治理体系。其中,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基本制度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协同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必要保障。鉴于此,在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发挥村集体的组织功能,构建农民参与的主体性,并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参与农村集体产权混改。     

论企业战略联盟社会网络

战略联盟是现代经济中企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而联盟社会网络又是企业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以企业战略联盟社会网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社会网络的内涵、特征及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条件,并以企业经济行为社会化为背景,运用价值链原理分析了企业战略联盟社会网络的形成及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历程,根据各种形态企业战略联盟的特点,揭示了社会网络为其所提供的独特竞争优势。     

让社会运转起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建构

当下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冲突持续不断和小区早衰等各种困境,充满挑战。为更清晰地理解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困境,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通过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哲学及话语三种传统建构以及个人与国家间的联系机制,可呈现出国家与社会间互相建构的关系,进而构建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公共生活转向,并发现社区、小区中存在的关系性、政治性及利益性三种公共生活。从国家与社会互构关系的角度看,多发的利益冲突理应引发相应的转型:社会冲突之所以持续是因为社区和小区中利益性公共生活的缺失,同样也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矛盾无法转移使得利益冲突各方持续对抗。为解决这样的困境,在建立能使利益性公共生活正常运行机制的同时,亦应随之构建出契合的配套制度,以实现社会良好运转和国家繁荣昌盛。     

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运行机制、困境与突破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新发展格局中推进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实现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是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要求。在农村金融供给约束条件下,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在化解经营主体融资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运行机理的不清晰、运行困境的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农民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作用的发挥。应构建包含"强有力的组织分工、高效有序的业务运作、系统性的风险防范"三位一体的整体运行机制,真正解决农民合作社内部融资困境,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其分化为一系列的产业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最有效的组织载体。而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发展我国的合作经济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社区合作、专业合作及类似日本“农协”的综合性合作社。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村社区社会资源整合研究

新型城镇化注重内涵式发展,要求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形成合作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是促进农村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存在人力资源匮乏、社会资本发育不足、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等问题。对此,应充分挖掘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升其服务能力;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同促进农村社区发展。     

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社区权力运作探析

以乡村社区权力关系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农村社区中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争夺场景的社会学考察,可勾绘出农村社区小铁矿开采过程中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权力运作系统。在矿产资源开发背景下,以经济链条为纽带的"权力的经济网络"将社区内外的权力紧密联结在一起,逐步构结成一张"总体性"的权力网,主导着当地乡村社区的矿产资源开发。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机制的规范表达

股份经济合作社已经成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典型组织形式,但在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没有完全按照股份制的原则进行规范构造。要解决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失效问题,关键是兼收并蓄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制度优势,在清晰认识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本质基础上,正确理解此次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政策精神,吸收试点地区的经验,对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机制中的关键环节进行规范的制度设计。未来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为实现股份制改革的目标,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应当坚持民主管理、对外来资本和社员资本保持适当开放、采用按人投票的表决机制和按股分红的分配机制、采用动静结合的股权管理方式。     

城市夹缝空间的绿色力量:环保社区社会组织生长的社会政策逻辑

社会政策强调社会福利的给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环境公共福利的供给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和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作为保护城市生态与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社会组织,其增进社区环境公共福利的作用值得关注。本研究选择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杭州三个城市为研究个案,深入分析环保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现状、成长中的制约因素及其功能与作用。针对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成长缓慢以及与政府建立的非对称资源依赖关系的现状,提出加强环保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建立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等对策,促进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韩国社区的社会网络

自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以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通过商务活动、学习交流等方式来到中国,而且,最近韩国人在华居留呈现长期化趋势,在一些大中城市里逐渐形成了被称为＂韩国城＂的族群社区（韩国社区）。在这样的韩国社区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本文以在中国的韩国族群社区为例,探询韩国族群社区网络的情况,和族群社区里的社会网络的特点;以及其社会网络对韩国人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农民合作社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绩效与问题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量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与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之间构成尖锐矛盾,客观上要求农民合作社的积极参与。农民合作社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具有确切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事实表明,农民合作社已经通过多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其实践绩效不容否定,但由于制度环境欠佳、政府支持乏力、内部运作不良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合作社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能力、动机、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缺乏应有的持续性和长效性。     

合作社的质性与现实——一个基于理想类型的类型学研究

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不仅覆盖范围大幅扩张,而且合作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也非议颇多。为此,本文首先以合作社的"理想类型"界定为研讨起点,澄清了合作社质性规定的制度硬核与质性底线;其次,按照合作社成员角色的三重维度(投资者、控制者、惠顾者),从与"理想类型"相差异的成员身份的同一性状况视角出发,通过勾勒出一个合作社类型的理论谱系,以研判在理论上究竟存在几种合作社的可能形态;最后,具体分析了当今中国情境中多种被质疑的农民合作社现实形态及其质性。     

完善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的若干思考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是企业所有权的表现,是企业效率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我国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明晰、股权设置封闭、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给农村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隐患。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研究是打开公司治理理论大门的"钥匙",我们可以借鉴现代产权理论,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通过科学、合理配置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来促进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