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也论梁启超的词学思想

梁启超论词以“意态雄美”为审美理想 ,其作也多呈现“意态雄美”趣味。其“新意境”、“旧风格”的创作主张 ,即坚持保存诗词固有之本色 ,也应该是填词所遵循的原则。但当前学界对梁启超词学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些偏颇观点 ,主要表现为 :一、认为梁启超对宋词的兴趣自晚年始 ;二、其词作多儿女情长和伤春伤别。这些观点均须一一辩驳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温庭筠词与"词为艳科"之传统的关系

温庭筠的诗词创作实践清晰地展示了晚唐由诗入词的线索与途径 ;作为唐代第一个“专力于词”的文人 ,温庭筠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畛域 ,不仅是晚唐艳情诗坛的重要诗人 ,更以他的艳词创作直接开启了晚唐五代香艳的词风 ,并且奠定了词以婉约为正宗、词为艳科的正统地位。温庭筠的功绩就在于将中国文人诗歌的接力棒从诗传递给了词 ,开启了宋朝一代文学的大门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论苏轼豪放词在北宋的尴尬

苏轼《东坡乐府》中的豪放词 ,在当时并不为社会所欢迎 ,以致“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等人 ,也远“豪放”而近“婉约”。这一现象的存在 ,充分体现了北宋词人对本色词的艺术追求与注重 ,并由此建立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词学观。     

尊体大潮中的"小道""逆流"——略论王闿运词学"小道"观

在“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的清代词坛,王闿运既非词坛大家,亦无心以“词坛大家”为目标,只是以学人身份适性为词。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了词为“小道”的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小道”观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涵：早年以经世致用为己任,认为作词是“大雅不为”：中年以后方认识到词之妙处在于“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其体擅言诗之所不能言之情志。他所倡之“小道可观”正是在坚持诗词体性殊分的基础上对词的缘情本色认知．反对片面崇比兴寄托以至“锤幽凿险”的词坛风气,坚持自然溢露之真情才能使词臻于“不可言说”的“上上”境界。     

哲学视域中的叶嘉莹词学

本文从哲学的视角对叶嘉莹词学思想中“弱德之美”、“词学困惑”与“双性特征”、“苏词之幽咽怨断”三个论题作出分析 ,试图指出这些论题不仅是词学所面对的问题 ,而且是关涉到哲学所面对的人生意义问题。从而看到叶嘉莹词学中包孕着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切关怀 ,超越了具体学科的限制。     

吴文英词的“现代化特色”献疑——与叶嘉莹先生商榷

叶嘉莹先生的《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以新的时代眼光提出了吴文英词具有现代化的特色。叶先生此论一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吴梦窗词是否具有“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从而具有“遗弃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时空杂糅”、“感性修辞”两点特色,却是值得商榷和探究的。     

简析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的翻译再现

单一语言的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关系十分复杂,双语转换的翻译的内容和形式再现就尤为复杂。译界普遍提倡、争取却又难以实现的上乘之译,当然是从思想内容到风格形式的全面严格对等。而在翻译实践中最为多见的实际翻译效果．则是思想内容忠实而风格形式有异,它们仍算是不错的译作。还有第三种情况有时难以避免,但还是应当尽量克服,那就是形式风格相近而内容意义相差。     

多维视角下七宝楼台的重构——论叶嘉莹先生梦窗词的研究成就

在宋词研究的历史上,“七宝楼台”几乎成为梦窗词的专用名词,而梦窗词的表面华丽与实际上的混杂零乱也几乎成为词家的共识。叶嘉莹先生是词学史上系统科学地研究梦窗词的第一人。她突破传统局囿,自辟蹊径,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坎坷多舛的人生阅历,女性敏锐细腻的观察力,融会贯通的东西方文化学术背景,以及过人的聪颖才智,在多维视角下对梦窗词进行了重新审视,匠心独具地对梦窗词的七宝楼台进行了重构,一洗梦窗词七百多年来所蒙受的不实批评,还其一座熠熠生辉的七宝楼台的真实面目。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南唐词抒情模式的位移

在词从唐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南唐词可谓词运转折的一个关捩.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抒情模式的位移,这主要表现为:抒情主体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换,词的主观抒情性特征的突显,抒情的对象化特征的凸现,以及张弛有度的整体性章法结撰排比等.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李煜父子及冯延已等人对于词这一新的抒情体式的自觉创新,得益于南唐词人对于意象以及词句章的独特理解和运用.     

论苏东坡黄州词的创新及原因分析

苏东坡对词的最大贡献公认是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和社会功能,提升了词的品位,指出了词的向上一路,使之与诗相媲美,成为传统文学上的双璧。他对词的创新在贬居黄州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认为是豪放词的代表之作。通过对他在黄州时期的生活状况、生活环境、思想情感及创作特色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是黄州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人文环境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条件和创作思路,是苏词创新的推动力。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华宴:十一世纪的性别与文体

中国雅正文化形成于9—11世纪。此时,一个另类的话语空间开始出现,并把传统诗歌形式排斥在外,通过这种排斥,使传统诗歌成为雅正的。这个另类话语空间即本文所谓华宴。北宋初年晏殊的家宴是一个典范。这类诗酒集会有严格的规矩,通常是歌伎的演唱暗示和挑动欲望,但她们的表演总是突然中止,女性被罢遣,接下来的重心转向属于男性社会的创作:雅正的诗传统。他们的词里关于丧失与渴望的意象,实际上正好体现了社会对词曲表演本身的限制,因而成为合法的。另一方面,词体中文言和白话语言层次的参差对照及突出转换,也暗示了欲望的中止和诗意的产生。如此,雅正文学在其自身的形成中获得了一个影子,它在词中存在,容纳了在雅正的诗文中不能表现的东西,并使其他一切都变得缺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