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三次谪官缘由

<正> 王禹偁一生中三度贬官宄缺峁俚睦戳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王禹偁,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是很有必要的。王禹偁“始贬商于”,是在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商州之贬的缘由,据《宋史·王禹偁传》记载,王禹偁“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诬,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东都事略》及当时或稍后的一些笔记如《邵氏闻见录》、《玉壶清话》等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王禹偁为徐铉雪诬,     

王禹偁文学思想简论

王禹偁(公元954—1001),字元之,北宋初期文学家,主要著作有《小畜集》及《小畜外集》,他的文学思想,体现在这两部集子的诗文中。北宋文人苏顼在为《小畜外集》写的一篇序中比较概括而又确切地写出了宋初文坛的现状和王禹偁为扭转此状而提出的文学主张:“窃谓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氏,斥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可以说,王禹偁的文学主张体现了革新的思想,他是宋初文坛上革新的先驱者。     

王禹偁的政治济经改革主张与文学改革实践

王禹偁,字元之,钜野(今山东巨野)人。生于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年)。晚年贬谪黄州,世称王黄州,一身著述颇丰,现存《小畜集》、《小畜外集》共四十三卷,是研究他思想的直接资料。此外,还有《承明集》十卷,《奏议集》十卷,《后集诗》三卷,《五代史缺文》一卷,惜皆佚失。     

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王禹偁与白居易的继承关系

<正> (一) 王禹偁在《自贺》一诗中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可以看出王禹偁的诗作与白、杜的关系?幼艿姆矫胬纯?杜甫、白居易对他的影响也并不是相等的。稍晚于他的北宋著名诗人林逋曾赞叹说:“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读王黄州集》)。这不仅恰切地评价了王禹偁诗作在宋初文坛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准确地指出了王、白诗作间的     

《十国春秋》点校一误

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国春秋》卷第八十九《僧赞宁传》云:年七十八,与至道九老会。王处讷常推其禄命,曰:“师病孤贫,法无贵寿,喜生时正,得天贵临门。”赞宁曰:“毋谓我生。”时武肃王往衣锦军,拜茔,过门雨作,驻茅檐甚久,此其应也。按:赞宁,即通慧大师。北宋初年高僧。纂有《高僧传》三十卷。据王禹偁《通慧大师文集序》载,通慧“以梁贞明七年己卯生”。己卯,为贞明五年,九老会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在汴京开会,时赞宁七十八岁,故赞宁当生于梁贞明五年(919年)。武肃王,即吴越王钱镠。衣锦军,即今浙江临安。     

王禹偁略论

<正> “许国丹诚皎日悬”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宋济州钷野(今山东巨野)人,是我国北宋初期一位被人称道的正直官吏和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学家。历代评论者对他比较推崇,但解放后,对于王禹偁的研究却十分冷落,这是很不公正的。王禹偁生当六岁之时(公元960),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组织兵变,夺取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驰骋疆场,南征北战,消灭和吞并了地方上的一些     

琵琶女、商山竹和黄州海棠——谪臣的文化心态和诗歌意象选择

白居易、王禹偁和苏轼都属于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遭贬黜的文臣,在泽畔行吟的谪居生活里,都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愤懑、委屈、敏感、多疑、羞辱,并进而生成孤高自许或伤感沉沦等种种情绪。这种心态往往会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形成对某种意象的钟情和反复吟咏。白居易引琵琶女为同调,王禹偁对商山竹大加颂赞,苏轼则将黄州的海棠花作为知己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王禹偁研究的新成果——评《王禹偁诗集编年笺注》

在宋代山东籍作家中,王禹偁不像李清照、辛弃疾一流大家那样为人们所熟知,但他确属一代名家.其博学多才,著述颇丰,特别是其诗歌、散文创作均取得了很大成就.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北宋济州钜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由州县地方官吏升至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因其为人刚正,居官直言敢谏,仕途相当坎坷,八年中三次遭贬.其诗崇杜甫、白居易,文尚韩愈、柳宗元,特别是他继承了杜甫、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创作实践和创作主张两个方面,力摒晚唐五代以来的浮华诗风,独开宋诗新风气,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其在宋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     

王禹偁与宋太宗、真宗的旧知新怨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以直道自许,故一生三遭贬黜。由此会让人对当朝的太宗和真宗不能宽宥直臣有些看法,认为王禹偁行直道却屡遭贬黜,定然是太宗和真宗不能容人,尤其是像王禹偁这样的狷介之士。其实不然。太宗和真宗当国的时候,给予了王禹偁太多的欣赏和眷顾,有时甚至感人肺腑。这让我们看到,在三黜背后,并不尽然是皇帝的刻薄少恩,尚有君臣之间的相遇相得抑或是相知,当然还有相伴的失望和怨艾。     

论王禹偁仕隐观的演变及其吏隐诗

王禹偁的仕隐观经由入仕前的反对隐遁避世,到吏隐郡斋时主动追求闲散以调适心灵,再到八年三黜阶段因不能有所作为而屡兴辞官归田之思,展示的是以儒家兼济情怀为内核,以体恤民艰、行己有耻的精神为本心,以澹泊乐天为外相的隐逸人格精神,影响了有宋一代士大夫对行藏出处的思考。王禹偁的吏隐诗着重描写以道德文章、诗酒竹菊陶冶心性的闲适生活,但总透露出一股仕宦失意、行道艰难的感慨,是仕与隐的二重奏。     

论王禹偁作品集序之叙事特征

作为北宋初期重要的作家,王禹偁的作品集序充分发挥了序文"随所叙之事变化"的特点。集体作品序主要为君臣酬唱而作,因而典丽宏赡,用词考究,表现出王禹偁对宋仁宗知遇之恩的感激和礼赞之情,其中亦不乏对臣僚的讥讽之意;而个体作品序多受私人请托而就,所序对象又与王禹偁均有人生交集,所记之事自然信手拈来,因此这类序文在叙事详尽的同时也寄寓了作者深厚的感情,个性特征非常鲜明,体现了叙事与个性的完美统一。     

王禹偁论政赋略论

<正>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生于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王禹偁留传至今的赋作共有26篇,其中有的描写天文地理,有的抒情言志,而更多的是论政,计有12篇,占了他现存赋作的近一半。本文拟对其论政赋作合并论述。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王禹偁与宋初文学新气象

要宋初的文坛上,王禹偁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在创作理论上,他强调恢复古道,宣扬道统,在创作实践上,力求以古朴淡雅的文风,矫正宋初文坛绮縻工巧与艰深苦奥的颓风。他的创作主张和文学实践,首开欧阳修诗文改革的先河。     

论王禹偁碑文之新变

作为北宋初期重要的作家,王禹偁的碑文在继承了唐代以来以叙事为主的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碑文的表达方式由叙事为主一变而为夹叙夹议,再变而为以议论为主甚至以抒情为主。王禹偁碑文的这种新变,充分体现了其散文创作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评邵雍的《击壤集》

北宋时期,在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交错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剧烈的分化。政治上的革新与守旧之争,伦理上的“理欲”“义利”之辩,哲学上的唯心主义道学和唯物主义思潮的对抗,莫不针锋相对,壁垒分明。文艺领域也各举旗鼓。有以王禹偁、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潮流;也有人在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上反     

论茅盾的散文创作

在茅盾的整个文学生活中,散文是他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先后结集的有:《宿莽》(一九三一年)《茅盾散文集》(一九三三年)《话匣子》(一九三四年)《速写与随笔》(一九三五年)《印象·感想·回忆》(一九四四年)《白杨礼赞》(一九四六年)《生活之一页》(一九四六年)《脱险杂记》(一九四八年)《苏联见闻录》(一九四八年)《跃进中的东北》(一九五八年)《茅盾散文速写集》(一九八○年)     

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问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注家大多认为她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汉代的《毛诗》学派,宋代的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代诗集传》),清代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姚际恒(《诗经通论·商颂》)、方玉润(《诗经原始 》)、吴闿生(《诗义会通》)、王夫之以及当今的杨公骥、李松如、刘毓庆(《商诗非宋人作考》)、陈子展(《诗经直解》)、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常教(《商颂作予殷商述考》)、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赵明(《殷商旧歌商颂论述》)、程俊英(《诗经详注》)等人认为:《诗经》绝不全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其中也有殷商时代的东西,如《商颂》便是.近年张松如先生著《商颂研究》(1995年6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商颂》进行了绎释和考证.张松如先生指出:“所谓商颂,就是殷商的颂歌.”是“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其先公先王时所歌唱的.其制作年代不可译考,或非出于一时,盖当殷商晚期,在武丁之子若孙从祖庚祖甲到康了武乙及其以后,直到帝辛朝.”     

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

一、殉道者与人格之歌的诞生 历尽坎坷的诗人岑琦,近几年连续出了三部长篇抒情诗:《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此二部以《闻一多之歌》为名,1986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雪峰之歌》(《载《江南》1988年第3期)。著名九叶派诗人之一唐湜在《岑琦的两支歌》(《闻一多之歌》一书之《代序》)中称《闻一多之歌》(以下简称《闻歌》)与《朱自清之歌》(以下简称《朱歌》)“是两位诗人斗士的颂歌,两篇崇高的悲剧”;我以为,《雪峰之歌》(以下简称《雪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