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名称考

未央宫是汉代著名宫阙,史籍多有记述。然而此宫何以命名“未央”？似有探究必要。     

秘书职能与“情”“理”工作理念

作为综合办事机构的秘书部门,在各级各类领导机关中处于枢纽地位,是协调、控制整个机关工作的中心部门,其职责是参与政务、处理政务、搞好服务。秘书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巧妙、合理运用情理这一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法则,懂得用真情、真心去感染人,用事实、道理去说服人,会使秘书工作卓有成效。     

“史”的三重内涵及其史学意义

＂史＂字出现不久,就有史官、史事与史书之三重内涵。＂史掌官书以赞治＂的传统,不仅培养了史官积极参政的职责意识与审慎的记事态度,而且还有助于形成绵密的记事制度。＂史＂具有史事的义涵则与上古时期人类祭祀、狩猎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这对中国史学形成重人事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记事的成熟和文献史料的积累,先秦时期的史书既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记事体例、编纂方法以及自觉的文献批判思想。＂史＂的三重内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吃史”与“吃屎”

一个民族不只能从历史的牙缝中寻找安慰和利润。我可以说你"吃史",也可以说你"吃屎"。我两岁开始认繁体汉字,三岁读三字经,四岁背唐诗,五岁听老学究兼"历史反革命"的外公说《水浒传》,十三岁之前就把四大名著囫囵吞枣读过三遍,十八     

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

本文认为,《左传》“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尚未脱离神职的史官,或者说与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官文化在探究天(神)人关系时的必然现象。《左传》既大讲鬼神对人的控制,又渲染道德决定人的归宿,本文通过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系统分析认为,《左传》通过对鬼神预言结果的道德阐释,以高超的技巧将看似杂乱无章的神秘预言纳入到了一个“天德合一”的模式中,从而建构了一个天命控制人类历史,道德决定人的命运的完整的天命观体系;这种把天命神学纳入历史道德领域的努力,是《左传》作者为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变迁而做的理论准备,这种试图以建构体系的方式阐释天人关系、历史规律的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最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评介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道：“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这一记载源于齐国史官。《左传》具体说明道：齐国相国崔杼杀了自己的国君齐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意思是：齐国史官太史秉笔直书，记录基本的事实：“崔杼杀了他的君王庄公。”     

从“处士”到“药王”——历代对孙思邈的尊称考述

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唐代被尊称为处士,北宋至明代尊为真人,明代万历以后又被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在其故里陕西铜川耀州区被尊称为药王不晚于清代乾嘉时期,其隐居地耀州五台山被称为药王山亦不晚于此时。     

浅谈高校“迎评”背景下教学秘书的职责与素质要求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工作的制度化,高校必须不断加强教学管理,做为专职从事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学秘书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对他们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揭秘“二号首长”：秘书是门技术活

“二号首长”这个既被仰望又被俯瞰的群体,在很多人眼中拥有延伸的隐性权力,离权力中心最近,也是腐败的隐患区。有的春风得意显耀一时,也有的打杂拎包恪守本分。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吉林省民办本科院校“实践+就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该文提出的“实践+就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吉林省政府倡导的留省就业、吸引人才为背景,基于吉林省民办本科院校实践型人才培养的特点,以“创业孵化型”培养等多种双元培养方式为蓝本,充分融入创业就业元素,重点在于实践与就业的无缝衔接。该文介绍了“实践+就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方法,旨在提高吉林省民办本科院校毕业生留省就业率。     

唐代入仕商人任职考析

尽管唐代依然秉承＂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原则,但商人及其子弟总能利用唐廷或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各种罅隙,渐渐侵入到唐代官僚体系的机体之中,并使某些制度在缓慢地发生改变。从整体而言,唐代入仕商人所任官职由前期的非正员官、低级品官逐渐向后期的正员职事官、高级品官转化,唐王朝就在包括商人入仕的多种腐蚀剂的作用下走向了不归之路。     

明代上供物料制度运作与财政白银化的逻辑:以景德镇官窑烧造改革为例

明初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造是朱元璋在儒家“均平”思想指导下设立的以国家对百姓人身控制为基础的物资征调体制的一部分。然而这套制度反而扩大了不均，并且在现实中运转不畅。为此官员们积极展开改革。在改革中，市场介入下的财政白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提升了资源的征调效率，同时将差役量化为货币价值，使“均平”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调整。然而，财政白银化只是资源征调制度改革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首先，市场在被引入资源征调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指令需求之下；其次，市场交换的发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始终是在“均平”的观念下展开的。景德镇官窑改革过程反映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化是一种建立在长期博弈、妥协与磨合基础上的路径依赖。     

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墩生平及其学术成就简述

黄叔璥(1681-1757)，清顺天府大兴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历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湖广道御史、第一任巡台御史等职。其学术涉及历史地理、金石目录以及理学义理等方面，著有《南征纪程》、《国朝御史题名录》、《近思录集朱》等书，尤其是《台海使槎录》一书是清代台湾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论我国缓刑制度中的考察主体

缓刑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目前,公安机关警力有限,监督系统不畅,监督体制滞后,考察监督职责难以落实。公安机关应成立专门的考察监督机构,基层组织要建立缓刑官制度,同时应加强司法机关间的相互合作。     

一个"古怪"而"特殊"的国家--战后日本"国家再造"虚实探

日本是个"特殊"而"古怪"的国家.笼罩在民主国家光环下的是传统的氏族政治原则.天皇制虽在政治领域失去了"硬权力",却在传统的文化领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软权力".近代国家神话的幻灭,使国家成为"恶",而被美国人改造后的国家因背离了日本民族熟悉的认知体系(国体)而显得陌生与苍白.国家的功能因被阉割而沦为"半主权国家",但"吉田路线"这一因祸得福的选择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使日本成为冷战时期的最大赢家.     

晋武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二

晋武公三十八年 (前 6 78年 ) ,乘周大夫子国之乱而伐周大夫夷诡诸采邑夷邑 (东周王畿之邑 ,地不详 ) ,杀夷诡诸而取其采邑以为晋邑。三十九年 (前 6 77年 ) ,灭姬姓荀国 (即今山西省新绛县之故郇城 ) ,将其地赐于大夫原氏黯为采邑 ;又灭己姓董国 (即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四十里之董泽 )以为邑 ;又灭姬姓贾国 (即今山西省临汾市南之贾乡 )以为邑 ,后赐其大夫狐射姑为采邑     

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