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研究

“出入佛老”几乎是宋明哲学家必经的思想历程,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围绕阳明心学发生史上“阳明洞修道”事件中的前知和内照光景问题,分析阳明“出入佛老”过程中所发生的从身到心、从术到道、从仙到佛,也就是从养生到境界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哲学意义是使阳明由佛老虚无境界的精神体验出发走上在儒家日常的感情和伦理生活中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从而为他建立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晚明心学与宗教趋向

一般说来,阳明心学倡导道德自律,反对以求福为目的的行善.然而,阳明在推进道德教化之时,却也时常告诉人们"鬼神"会根据人的善恶行为而"相之"或"殛之",这值得引起关注.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三点:第一,后阳明时代的道德劝善运动与心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使其凸显出宗教性趋向;第二,将佛老的"报应"思想纳入儒家的"感应"体系中来加以重新诠释,这是晚明儒者大谈"果报"的重要思路;第三,由心学家的"自讼"实践来看,探讨"转祸为福之道"、融宗教于儒学已成为晚明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标识.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良知之道──阳明禅与儒学修道养静工夫

一、从阳明样说起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掸",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掸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     

从伦理到心理——阳明心学的逻辑归宿

本文对于把“心学异端”视为阳明心学之反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作者通过具体分析阳明心学的立说要旨与其逻辑归宿的矛盾,认为王守仁的体系本身就注定了从伦理到心理、从道德理性到自然感性的异端倾向。因此,从某种意义小说,“心学异端”其实是把阳明心学的必然逻辑归宿变成了思想现实。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左派王学与儒学的近代转型

左派王学是阳明后学的殿军,这一将王阳明心学思想推向极致的思想流派,以良知现成无待、当下即是为立论的原点,并沿着心学自我成圣论的思想理路,将率性造命的狂者精神发展为带近代色彩的救世意识.这种精神开启了儒学史上一个全新的局面,并构成了儒学现代性转型的某种信号.     

论阳明心学对晚明越地文人性灵思想的影响

阳明心学推崇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强调处于本体地位的“本心”和“良知”,其中包含了“狂者胸次”“自然人性”等性灵思想的萌芽,经由以王畿为代表的龙溪学派和王艮、罗近溪、李贽等泰州学派的演绎,阳明心学中蕴含的个性解放思想得以张扬,进而对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越地文人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徐渭提出的“求真绝伪”、陶望龄“自胸膈中陶写出”的作文主张、王思任强调“言己”本色、张岱推崇的“冰雪之气”,无不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直接或间接的熏陶。不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阳明心学中崇“理”的一面,体现出文化传承的复杂性。     

石田梅岩对儒学伦理的扬弃

石田梅岩被尊为“石门心学”的始祖。他的思想构成主要来源于儒学思想,但是他作为町人代表,在当时日本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并不是全盘地接收儒学思想,而是在儒学的思想上进行扬弃,提出“知心”、“知性”、“形即心”的思想理论,打破了“重本抑末”、“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为主旨的儒学伦理,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     

新儒学熊氏学派对阳明心学的探赜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对其三位高足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影响甚深,这体现在脾气秉性、学问兴趣、思想路线等方面。熊氏学派是心学思想的接续者,他们对阳明心学均有研究,受其影响。在熊氏学派中,熊、唐、牟都意在重建道德形上学,而徐氏的立场则是消解形上学,让哲学与文化回归现实生活实际。这预示着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分化与不断发展。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以来自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为中心

儒学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开展,因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也呈现出理学与心学两大路向。心学路向的开展,不仅比理学路向占有优势,成为20世纪中国儒学开展的主流,而且自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这一特点在来自湖北东部地区(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三位思想家那里典型地体现出来。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熊十力以心学路向,致力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开启了形上儒学在20世纪的重建;徐复观通过承继熊十力所开启的20世纪心学路向,走向对重建形上儒学的批评,主张消解形而上学;胡秋原的心学思想,则开展于史学与哲学之间,强调对理性、德性和人格的追求,重视吸取合理的理学内涵,在现代新儒学之外开辟了心学开展的新形态。透过这一现代儒学史的比较案例,可以对20世纪心学开展的多样性问题获得深刻的了解。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试析阳明心学的生态智慧

阳明心学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不仅体现在其修身养性之说,而且也表现在其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中.以阳明心学生态思想为切入点,分别从心物关系、良知说、等差之爱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阳明心学的生态伦理观,从中总结出阳明心学的生态思想所体现的审美性、道德性和实用性等生态伦理特质,并结合当下的生态运动解读阳明心学所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及其理论价值.     

石涛《画语录》之哲思

石涛<画语录>辞意玄妙,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它提出的"一画"观念,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一画贯穿本体论、认识论、创作论.由于强调一画的能动性、创造性,因而突出了心灵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地位,较好地解决了人与现实、人与传统、现实与作品的关系问题,建构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现实、人心、画作三者相互圆融而又各具生命的画道.一画在石涛思想体系中的意义和作用,颇类良知在阳明心学中的意义和作用.他反传统的思想,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非常相近.他的思想虽然与佛老两家有密切关系,但总的说来,是对阳明学一泰州学派学说的继承和弘扬.论其谱系,应当属于这一脉.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曾巩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著称的曾巩在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曾巩在文学、史学上力倡“明道”;揭斥佛老“异端”之害,坚持儒家道统;在兴学中呼唤“古人教学意”;追求儒家“王道”政治理想;较早对“性理”问题进行探讨等,皆表现出新儒的鲜明特征。在这场思想运动中,曾巩发挥了主将的角色。     

儒学南传与岭南儒学的变迁

儒学在战国时期就已传到岭南,直到汉武帝在全国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学才开始在岭南普及开来。随后,儒学的不同发展形态也先后在岭南风行起来。进入明代中叶,陈献章在岭南开创了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鼎足为三的江门学派,同时也奠定了岭学在全国的地位。儒学在岭南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巨变主要表现为：岭南文化结构上的从远儒尚朴到崇儒容外,儒家经典关注上的从《春秋》兴文到《大学》治世,儒学重构思路上的从以道释儒到以儒释新,社会价值观上的从士民二元到士民一致。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