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的现实借鉴

从熙宁变法的背景入手分析了熙宁变法的起因,并对熙宁时期变法和元丰时期改制进行了比较,指出虽然新法在元佑时期才被废止,但是熙宁变法应仅指熙宁时期的变法。接着对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宋神宗的帝王权术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现实借鉴。     

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

1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学术界大都把熙宁新法看作一个整体,而未能将熙宁法与元丰法分别看取。笔者认为,实际上能够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只是王安石在任时期推行的熙宁法而已。从总体上看,元丰法与熙宁法旨趣相异,措施相左,效果亦绝然相反。其实,关于熙宁法与元丰法的差异,前人已有觉察。元丰进士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蔡)卞等初意,专以熙宁宰相为圣,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将“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     

宋代文官赠官资格考述

宋代官员卒殁,需达到一定标准方可获得赠官。宋代宰执、曾事潜邸与经筵者及其他普通文官在元丰改制前后赠官资格有所不同:宰执在改制前需阶至四品,改制后卒殁皆可获赠。元丰改制前曾事潜邸者需阶至四品,曾事经筵者需阶至三品,四品者还需同列陈请;改制后曾事潜邸与经筵成为增加赠官恩典的筹码。普通文官元丰改制前需阶至三品,改制后需职事官至谏议大夫或权侍郎以上、职名至待制以上、寄禄官阶至太中大夫以上,三者满足其一即可。宋代赠官资格明确,其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赠官的公正性,彰显了朝廷官方的重视,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读叶坦《大变法》

发生在十一世纪中期的王安石变法，由于其变革的激烈及对社会的震动极大，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间，凡谈政治变革，必然提到王安石变法。他始终是政治史的热点。北宋由王安石等人积极倡导的这场改革，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一１０８５年），也称熙丰变法，是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是在当朝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可是轰轰烈烈兴师动众的变法失败了。它失败得那么惨，所有的改革措施均在王安石退位以后—一撤除，连他与宋神宗经过两年切磋研究苦心经营，旨在强国富民，朝廷受惠最大的免役法也被罢废，至此…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冷辑林、乐文华在《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撰文指出,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以“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丰变法比旧称更接近史实。但要进一步指出这场变法的主宰是谁,却似乎很少有学者感兴趣。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场变法的主宰往往决定着变法的命运。分清变法的主宰对于熙车变法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认为,宋…     

王安石变法中的失误原因探析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王安石变法” ,既有丰硕的功绩 ,又有严重的失误 ,这些失误影响了改革的成就 ,给改革带来了阻力和损失。历来批评这次变法的人大都认为 ,这些失误应由王安石负责 ,甚至由这些失误而否定这次改革。但事实上 ,造成这些失误的主要负责人应是宋神宗。宋神宗和王安石在理财思想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主要体现在实施变法的步骤、理财的思路与政策以及用人方面。宋神宗的主张是导致变法中一系列失误的重要原因     

青苗法利率纠误

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年利率是40%,一定时空范围内,还超过二分之息,并未有低于40%的记载。最近,有人依据《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和《宋会要辑稿》有关史料,推算出“除元丰四年不仅无息而且亏本外,元丰三年和元丰六年的利率为13.7—26.5%”(见《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实,《文献通考》等史书所载,原文是这样的:元丰     

司马光对时局的认识

司马光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两人却由相知挚友,发展到不相住来。其原因,是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当时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要分清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熙宁、元丰年间关于变法问题的是非争执,必须首先探究他俩对时局的估量。因为,对当时形势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政治设想和措施。     

试论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

试论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梁义群，宫玉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战前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成为朝野上下的批评对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思潮遂然勃兴。同时，以张之洞、陶模、胡、盛宣怀等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也痛定思痛...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的两次改革运动。前者发生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主持者是范仲淹;后者始行于宋神宋熙宁二年(1069年),中止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主持者为王安石。这两次改革,前者不到一年便消声匿迹,后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

宋神宗在熙宁初选择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作为"国是"进行变法,但在变法过程中又不愿放弃"异论相搅"的祖训,最终导致王安石辞去相位。宋神宗亲自主持元丰时期的变法活动,并确立了"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的国是宗旨。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因而说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国是",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予以辩正。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龚自珍论学风

龚自珍论学风陈鹏鸣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危机，为了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他猛烈地针砭时弊，大声疾呼变法改革，力图转移当时脱离经世致用...     

宋朝的休假制度

宋朝的休假制度，涉及当时的职官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它既是当时官僚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宋朝凡由官府按照“令式”规定的假期，一概称为“式假”①。管理“式假”的官署，在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前，一是祠部：宋真宗规定，祠部郎中和员外郎所管全年节假日共１００天，其中包括旬休日３６天②。二是鸿胪寺：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十二月下诏，凡鸿胪寺所管式假，并令太常礼院行遣③。元丰改制后，鸿胪寺不再经管“式假”之事，完全由祠部负责，全年节假日共７６天…     

略论清末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略论清末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罗大正历史刚刚跨入二十世纪，清政府便拉开了改革的帷幕。从１９０１年１月清帝发布第一道＂变法＂上谕到清王朝覆灭这１０余年中，清政府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行政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往，通常将这１０余年改革称为＂新政＂...     

论北宋熙丰变法时期的市易法

市易法是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变法派的重要“理财”新法之一。历来史学家对熙丰变法(旧称王安石变法)研究较多,然而至今无一篇关于市易法的专论。为了进一步弄清市易法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并对它作出恰当的评价,本文试图对市易法作一次初步的探索。 一、市易法立法的宗旨 市易法(包括免行法)的立法宗旨是什么?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推行市易法的原因和市易法本身的内容进行考察。 在制定市易法以前,商业领域中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京城开封和其它较大城市中的商业经营,多波大商人把持。他们勾结官府、垄断市场、操纵物价,大搞投机倒把,“较固取     

皮锡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

南学会之创设与皮锡瑞之主讲,为湖南维新变法一大举措。本文综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12次讲学,将其内容要旨概括为三并略作评论:一是大力宣扬合群之义,破除学派门户之见,以兼采众长,经世救亡;二是强调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主张“文明排外”,以坚忍之志,变法自强;三是从经史中阐发素王改制之义,引申维新变法之说,推进湖南的维新运动。     

元丰改制前后制度建设与人事因素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统治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制度建设都烙有人事因素的痕迹。有的制度完全是因人而设,有时因复杂的人事关系而使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在制度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关系中,人事因素无疑是一个催化剂。元丰改制过程也不例外,而且显得格外突出。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