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史记》“太史公曰”的文篇模式及变体阐释

文章从“叙述”“评议”“说明”三种基本文篇类型出发,对《史记》“太史公”和《汉书》“赞曰”进行归纳比较,得出两书“论赞”最大的差别是主观和客观的差别,前者以某些方式加强“自我”评议,而后者则努力保持评议的客观性。《史记》发展出了“亲身涉历”“自我感受”“想象假设”三类特殊评议模式,有别于其他史书的评议方式,是在主观化因素催动下产生的特殊语体形式,可视为司马迁为强化“自我”而采用的篇章语用手段。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太史公曰”的抒情艺术

“太史公曰”是指司马迁《史记》各篇人物传记结末的评赞文字．先秦史家写史都没有这类文字，这种写史体例是太史公的独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般只能在写人叙事中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美学思想．司马迁为弥补其不足，在人物传记之后加上一段“太史公曰”，以此来直接地评判历史和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情志，驰骋自己的文思，展现自己的才华．·他对那些伟大、崇高、善良的人物，倾注自己无限的热爱与敬仰之情；从而表达对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追求；对那些卑鄙、好邪、阴险…     

“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对所述人物、事件、故事等评论对象发表议论,以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个人倾向性表露无遗。本文着重论述了“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之间的关联。     

《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

《聊斋志异》的故事后面,往往附加一段作者的评语,或长或短;或发议论,或寄感慨;或揭橥主旨,或借题发挥,时则置身事外,冷语峻刻;时则直抒爱憎,热情奔放;“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谈言微中,发人深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成为《聊斋志异》这部艺术作品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

《史记》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文史结合”典范巨著。正确认识和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史遗产,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旧时文章家论《史记》,往往有重文轻史的偏向,甚至有谓:“《史记》,史家言也,离史以求之,面史公之文乃见。”①于是乎一部《史记》几视为一部“太史公文集”。“离史以求文”之风     

《史记》中的“夫”

《史记》中的“夫”有用作名词语素、实词和虚词三种用法。其中实词“夫”用作名词和指示代词;虚词“夫”用作决断词和感叹语气词。“且夫”、“今夫”、“若夫”等用作复合虚词,表示主观认定,其语法作用相当于决断词。     

《史记》中的“诸子”

古代哲学“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至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思想家传记。然而,在这些叙述中,个人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方式多样而不均衡,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史记》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现,但是,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式,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史记》中的“骑”字

《史记》中的“骑”字,有两读:其一为渠羁切,支韵群母,止摄开口三等字。今音qí,为动词。《说文》:“跨马也”。其二为奇寄切,寘韵群母,亦属止摄开口三等字。今音jì,作名词。本文试就此二“骑”作初步考查,并对《绛侯周勃世家》中“将以下骑送迎”一语提出个人的管见。“骑”作动词,《史记》凡32例。主要作“骑马”义,即《说文》所谓“跨马也”。例如:     

《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中记载了很多有别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的小事,这些小事虽然并不直接与历史的主要情节发生联系,但在整个<史记>叙事中却是重要的环节.缺少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不仅情节结构上会有缺陷,而且会极大影响历史意义的解释与表达.有相当一部分微小事件在<史记>叙事中会逐渐发展,最后演变成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史记>中的"蝴蝶效应".     

论《左传》“君子曰”

《左传》“君子曰”是表示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评论,但全书属于“君子曰”这样的称谓有几种。 (一) 在《左传》中,“君子曰”共四十八见,如首例隐公元年“君子曰”: 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原来是郑庄公因为他的母亲偏爱其弟叔段,就向他的母亲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颖考叔为了谏诫庄公,先是有计划地“有献于(庄)公”,使得“公赐之食”,才“食舍肉,公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浅谈《说文解字》中的“一曰”与“阙文”

“一曰”与“阙文”是《说文解字》的释字体例,是其释义兼存异说的两种表现形式。 “一曰”是在并录某字两个或两个以上义项时所用。有时亦用“或曰”、“一说”或“一曰”之连用,表示在形体说解、义训、读音方面并存异说。 “阙文”是表示对某字形、音、义难以确释时,为慎重而疑,主要表现为字形不清存疑,字义不清材疑,字音不清存疑,或形、音、义均不清而存疑。     

秦简《曰书》中的判断词“是”

关于判断词“是”的产生时代，汉语史学界纷争了几十年，而这种纷争至今还在继续。争论的原因是对传世史料的不同看法，所得结论也就大相径庭。本文将２０年前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判断词“是”的使用情况介绍出来，想必会给汉学界同仁一个信而有征的可靠结论──判断词“是”产生于先秦时期。     

《说文解字》“一曰”论析

“一曰”是许慎分析汉字形、音、义的重要训释体例一、言义者，二、言形者，三、言声者，四、兼言数项。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太史公”新论

本文用文艺理论中关于典型论的基本原理,剖析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中的太史公。一反“太史公”或是司马迁,或是司马谈,或是书名,或是官名的说法。认为《史记》里的“太史公”是司马迁精心剪裁、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一个“扶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的伟大史官的典型形象。他忠于职守,修史著述,继承了历代中国史官的优秀品质,秉笔直书,惩恶劝善又不失儿女情肠,他是《史记》中众多光辉的人物形象之一。     

试论《史记》视点的艺术性

《史记》作为我国史学和史传文学的一部巨著,其叙事之入神,人物形象之生动,是有口皆碑的,“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史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它在叙述时能注意视点的变换,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历史事件;在处理人物关系时,能准确把握称谓视点,刻划历史人物的性格,表现作者的感情,有很大关系。“视点,就是人们在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运用语言表达时,所处的位置,立足点,出发点。”由于事物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世界是纷繁的、多角度的,所     

试论《史记》强烈的抒情性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记》,不仅因其以独创的“纪传体”记载悠悠千载的中华历史而傲立史林,后世无与争锋,也因其以“史诗性底笔峰,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表现出浪漫的激情、激烈的壮怀和满纸的幽愤震憾,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