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竞争

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竞争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辖区经济发展的效率,为区域经济发展、辖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地区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是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的社会成本。而这是过去研究收入差距时所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框架中,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的重要影响。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要从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向以再分配为核心并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政府责任

文章介绍了幸福指数的内涵,并从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社会公平和充分就业四个方面分析了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上应担负的责任：力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和谐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尽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平合理,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考核目标。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相互关系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

作为最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概念的国家,不丹近年来构建了一套国民幸福总值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利用、教育、文化、政府善治、社区活力、生态的多样性与恢复能力、生活水平九大领域。通过对不丹全国范围内国民幸福总值的测算,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价值逐渐显现。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对当前我国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关系研究——基于G20国际比较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G20国家幸福指数、公共财政支出等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各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国际比较,然后运用回归模型研究了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第三产业贡献率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指数,失业率、税收负担、基尼系数和总悬浮颗粒物与幸福指数显著负相关。     

幸福的二维解读与当代幸福感

对于幸福问题,需作综合考察。从形而上来说,幸福既涉及人之存在的自然状态、道德状态与社会状态。从形而下来说,幸福事关入的需求的满足及其如何实现问题。人的需求的满足,需要一定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就个体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个体的奋斗,展开为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对社会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与创造好的环境。就当下中国来说,需要对国民的幸福状况作实然的动态调查,以期制定时宜的国民幸福指数,从而指导与实现国民的幸福。     

公共物品理论为政府支出行为提供依据的困境

公共物品理论是公共支出理论的基础,它为政府的支出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然而,近年来"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需要政府介入"的观点正遭受越来越多的置疑。由于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往往识别困难,其带来的"搭便车"和"边际成本为零"问题又经常被现实世界中的现象所推翻,因此,公共物品理论在很多领域已无法为政府的支出行为提供充分依据。相反,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或方法,私人部门往往能够更好地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受制于政治运作,包括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政治信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状况.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而民众对宏观经济态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的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只有当对这些公共物品质量的评价转化为政治信任之后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效应.腐败的横行会直接削弱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除了适当的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政策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支出结构.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产出弹性最高的分别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科研支出,其次是政府关于文教卫生方面的支出,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全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出最优水平,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则尚未达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最优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     

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利用斜率关联模型求解的一种新方法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存在着负相关、正相关和不相关三种观点;利用斜率关联模型,以中国1996-2003年为样本区间,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不仅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及其经济增长的趋势实际完全吻合,而且说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     

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的衡量——基于指标体系构建的分析

在政府公共支出规模逐年增长的趋势背景下,文章在对公共支出结构及其优化深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具有描述、监测和评价功能的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综合指标体系,拟提供衡量评估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程度的依据争工具.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幸福悖论解析

幸福悖论表现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却无法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在GDP增长模式的盲目追求财富思想的涵摄之下,把物质满足作为实现生活幸福的唯一路径。我们应当用包容性增长替代过去的GDP增长观念,努力纳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以创新精神接纳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衡量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形成良好的幸福指数发展动力转化机制,完善幸福指数发展模式的目标评价机制,实现社会的均衡和良序发展。     

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一个财政政策视角的分析

根据各类政府支出项目的基本功能,可将其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公共福利支出两大类,在现阶段,政府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互补效应,而非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并且前者明显强于后者.为了探析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互补效应的内在原因,我们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假设居民的心理安全是决定其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公共福利支出又是影响心理安全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检验发现,当公共福利支出满足居民心理安全需求的能力下降时,居民的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反应系数显著变小.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即一方面增强公共福利支出的供给力度,以维持居民的心理安全;另一方面适当缩减非公共福利支出中的"臃肿"部分,以达到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的目的.     

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人民普遍幸福论

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必须高度关注人民幸福问题。全面小康就是人民普遍幸福,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幸福指数不断增长,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幸福感缺失问题。探求人民幸福之路,旨在全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理念,通过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政府善治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重建和谐的人文生态,引领人民追求幸福人生。     

试论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地方政府合作机制新探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已由单一的地区经济增长转向区域内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基于这个逻辑起点,地方政府官员要获得个人政治上的晋升机会,首先要与区域内的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本文认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既可以达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也能满足区域内公共物品的提供,地方政府倾向于自发性合作;在交易费用过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政策实现诱导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