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其人小议

提起荆轲,人们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个青面獠牙、怒目狰狞的“刺客”形象。人们都很熟悉“图穷匕现”这个成语,而且大多将它用于贬意的场合。自《战国策·燕策》始,二千多年来,对荆轲刺杀秦王一事的记载和评价几乎是史不绝书,旧式史学家不免会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建国以来,史学界对荆轲仍未有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的《辞海·中国古代史》认为荆轲与燕太子丹“合谋以暗杀秦王政来维持割据局面”;1980年再版时则直述其事,不再臧否人物。对于荆轲刺杀秦王一事的记载,人们都奉《史记·刺客列传》为信史。本文试就如何评价荆轲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关于对荆轲评价的几个问题

荆轲是战国末年颇具影响的风云人物,其事迹对后代留下了颇深的影响。然而两千多年来,对其评价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建国以来而论,也还存着一些不同的观点。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寡陋,略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一、荆轲是不是“刺客”?系何“亡国之民”? 荆轲在《渡易水歌》中自称“壮士”,太史公作《史记》,则列之为《刺客列传》,此后人们便多奉之为“壮士”、“刺客”。但近来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认为荆轲并非“刺客”。如夏春涛同志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其人小议》一文     

《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

《史记》、《战国策》所记荆轲刺秦事文字高度重合,其真实关系究竟为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而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受制于已知材料难以决断,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方法犹可商榷。事实上,战国史料中并不存在一个司马迁在其基础上"增益"以作《荆轲传》,且为刘向编入《战国策》的文本;唐人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古本原貌,今本《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孔衍《春秋后语·燕语》之荆轲刺秦部分补入,时间当在隋唐之际。     

勇敢的精神 感人的行动──《史记·刺客列传》评说

多年来读《史记》，最使我感动的篇章之一就是《刺客列传》。每一次读到这段文字：“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羽声慷慨。土皆，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哦的眼睛就湿润了。我老在想，《刺客列传》中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感动？它究竟唤起我的什么样的感觉？多年来思考出一个答案：勇敢的精神和感人的行动。刺客是以杀人为职业的，这种职业要求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勇敢。…     

高尚的品格 悲剧的命运——《史记·刺客列传》武士形象的审美解读

《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将武士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人格风范进行典型化塑造的作品,作品成功的塑造了荆轲等五位武士的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闪现着独特的审美韵味。他们的高尚品格令人钦佩,他们的悲剧命运则又令人扼腕。     

《唐且不辱使命》的文学特征

《唐且(一作“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出自《战国策·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今之标题为后人所加.《战国策》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之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以来,历代史志及书目大都归之于“史”部.其实,《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在史学上固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在文学上则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其所记之事并非“实录”,真伪参半,不可尽信;而策士之辞又多拟作、伪托,这就明显地带上了“创作”的色彩,难免为史家所诟病.然而虚构和想象正是文学的特征,“史学”意义上的黯然失色往往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增辉添彩.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那些历     

谁的荆轲——荆轲形象论之一

所谓历史上的荆轲,其实只是存在于不同文本中的荆轲,是《史记》、《战国策》和《燕丹子》中所描述的荆轲。由于对三个文本之真实关系长期存在误解,于是不但三个文本形成之先后顺序众说不一,而且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差异,荆轲的真实面目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三个文本中的荆轲形象分属于史传系统和文学系统,渊源有自,其各自的性格特征亦明显有别,理当予以区分。     

读《荆轲传》随笔

司马迁在其伟大著作《史记》中给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及荆轲立了传,其中对荆轲这个传奇式的历史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荆轲刺秦王”这一故事成了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两千多年来荆轲的牺牲精神和反抗意志为人们所赞扬、所歌颂。这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战国末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尖锐激烈的诸侯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战国末期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拘泥古注议

<正> 古籍中一些词汇的音义注释,是千百年来先哲们心血的结晶。有了他们的注释,后人读书时就省却很多麻烦。但有时候,一些古籍的编注者,为了避免争论,往往不分场合,一味搬用古注,人多如此,迄成定论。个别人改用不无道理的说法,反被人讥为浅薄。现举出几个常见的例子。一、饮器“饮器”这个词,首先出现在《战国策·赵策一》里面。以后,在《史记》的《大     

辞书编纂领域内的一项新成果——《古汉语常用通假字字典》评介

通假字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里,几乎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由于它本身的主要特点是以表音为准,即以甲字之读音标示音同或音近的乙字之义,加之古今字音字形的变易,这就给后人阅读和研究古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甚至往往造成望文生训的谬误。原因是大量的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而通假字则是表音的,以表意理解训释表音现象,失误肯定是难免的。正如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所说的:“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他并举了一些典型事例为佐证:王荆公在《诗新经》中对“八月剥枣”句和洪庆善在注《楚辞·九歌·东君》篇中对“经瑟”、“箫钟”的先误及其后加以改正,等等。至于今人根据古书之误释以讹传讹而注释者,更是层出不穷。如有人根据司马贞《索隐》对《史记·刺客列传》中“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句中的“腐”字作“腐烂”释,便是典型的一例。实际上,“腐”即“拊”的通假字,意思是拍打,“拊心”就是捶胸。《战国策·燕策》关于此事的记述,就写作“切齿拊心”。     

《战国策》纵横谈

《战国策》一书,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起,就归入《史记》一类史书中。除晁公武《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改归子部纵横家之外,一直作为历史书籍相沿至今。与此相关,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中,《战国策》几乎毫不例外地和《左传》、《国语》等一道,放在历史散文或史传文学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把历史书籍限制在真实记载历史事件过程和历史人物言论(所谓“记事”、“记言”),而不是所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记载都算作史书的话,《战国策》属于史书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云梦秦简《大事记》等的出土,给战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可靠的史料。经过学者们精审严密的考据,发现前人过于相信了《战国策》记载的真实性。司马迁《史记》中不少引用了该书的地方结果明显失实,前后混乱。缪文远《战国策考辨》论证,书中不但有一些失实、     

司马迁论商场成功之道

司马迁论商场成功之道王鑫义（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生动的文字记述了先秦以来形形色色的富商大贾经商致富的事迹。这些事迹虽然距今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现在读来仍使人感到饶有兴味。商品交换活动早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初...     

历史与文本的阐释——评李亚东长篇历史小说《老子》

老子,这位先秦时期的一代圣哲,我们对其并不陌生,但所知道的,大多是他的不朽之作《道德经》,而对他的生平事迹,却知之甚少。这是因为关于他的历史记载本来就少,连记载篇幅较长的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也不过200多字的简短记述,其他典籍如《论语》、《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礼记》、《左传》等,只有关于老子的只言片语的记述。有关老子事迹的书,不但古代少,近代、当代也微乎其微。今天,李亚东同志历数载寒暑,经几多艰辛,费大量心血,写成一部洋洋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老子》,让人读后在心目中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     

我持省略说

1 古代汉语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名词作状语”的“名+动”结构。例如: ①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汉书·霍光传》) ③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战国策·秦策一》) ④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汉书·高帝纪》)     

试论李白游侠崇拜现象

一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游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太史公自序》亦云:“游侠救人于厄,拯人不赡,仁者亦有足多者焉。”由于司马迁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也”,“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故他在《游侠列传》中所记的只是他的同时代人,即“汉兴有朱家、田仲、五公、剧孟、郭解之徒”,在《刺客列传》中才记战国时代人物(其实,那些刺客也是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

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所取材有的多同于今通行的《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班固说的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直到今天从没有人对这提出过疑义、异议。所以然者,战国时代的史料传于今者,惟有西汉元、成年间的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一书;《史记》中与现存《战国策》中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钞誊《战国策》原文的。其实这个问题颇有重新探讨研究一下的必要。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唐雎其人考辨

《战国策》中唐雎。本作“唐且”。据清人黄丕烈《重刻剡川战国策札记卷上》,《东周·昌他亡西周章·唐且》条,“雎”本应作“且”,今本作“雎”,均为宋鲍彪《战国策注》所改.黄丕烈又在同书《魏四·秦魏为与国章》中注明“且、雎字同”.据《说文·段注》,“且”,“古音俎(zu祖)”又据     

邪马臺地望考

一就日本史的原始材料来说,《魏志·倭人传》无疑是非常可宝贵的。但是从广泛的中国文献来说,它只是许许多多文献当中的一种。《魏志·倭人传》之外,《山海经》、《史记》、《汉书》、《宋书》、《梁书》、《隋书》………这些材料同属于第一手材料,《山海经》是战国的记录,《史记》是西汉的记录,《汉书》是东汉初年的记录………都有其重要性,不宜有所轩轾。《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