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

“北方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功能作用和深刻影响,实质上反映了在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融合中,中原文学的胡化和边疆文学的华化的过程,在胡化和华化的双向作用中,在新的历史台阶上重建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和特质,重新开辟中国文学的轨迹与风气。经过漫长的南北多民族文学的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在文学的历史性进程和共时性构成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从唐代诗词的女性服饰描写看唐代社会审美情趣的流变

服饰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唐诗词中的女装作为审美对象,积淀着唐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唐代女装,从初唐的“芙蓉出水”到盛唐的自由开放,到中晚唐的“错彩镂金,”折射出了唐代社会审美情趣的变迁。     

中唐思想文化的精神品格及美学蕴涵

“安史之乱”以后 ,随着时代的迁移和历史的变幻 ,唐代的思想、学术及艺术审美等历史文化逐渐从前期过渡、延展于后期阶段。笔者认为 ,以中唐为主要代表的唐代后期文化 ,不能仅仅理解为是盛唐精神的衰落。在此时期 ,思想文化领域里表现出较为活跃、开放和自由的特征。它不仅在许多方面卓有建树 ,而且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化发展中 ,也构成极为重要的一环 ,成为“古今百代之中”。同时 ,唐代中期思想学术和社会思潮的核心理念是复兴儒学 ,即以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重新确立儒家的价值观念 ,并以此来匡正时弊 ,解决新的时代课题。儒学的重新振兴和自我建构已成为中唐历史—文化发展的时代契机与直接动力。理清和把握这一历史发展脉络 ,对深入认识和分析中唐历史文化及艺术审美的主要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初唐——盛唐边塞诗的摇篮

本文论述初唐边塞诗向盛唐边塞诗发展的演进过程:在初唐前期,宫体诗盛行,边塞诗寥若晨星,到初唐中期出现的反对宫体诗的革命,及至初唐后期陈子昂以“复古”为旗帜,掀起第二次诗坛革命,预示了盛唐边塞诗的到来。     

多民族文化交融促进了唐代文学繁荣

隋唐开国承北方诸民族融合之风俗,尤其是西域的习俗渗透到唐王朝各个方面。多民族文化交融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是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孕育、催化了灿烂的唐代文学硕果。其中,西北民族文化、外来佛教文化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尤为重要。     

论初盛唐小说与初盛唐诗歌之互动关系

唐代小说与唐诗是同时共生的文体,有着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因而必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如初盛唐时期的小说就借鉴着诗歌的精神,在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内容、融诗入小说等文体与艺术表现特征、诗人组成小说创作群体等方面,都与唐代诗歌发生了密切关系,与诗歌共同掀起了初盛唐的文学革新运动,为唐代小说的发展和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不少文人因避乱或漫游而来浙东,寓居浙东的文人也很多,宦游浙东的文人中,也有不少在任所之外漫游。中唐前期50年间浙东诗人总数几乎与初盛唐138年相当,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盛唐138年的总和。写有浙东诗的诗人中,曾游浙东占绝大多数,也远远超过初盛唐。究其原因,与地理位置和山水以及经济发展和交通有关。但是更吸引文人的,则是浙东自东晋以来形成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名士文化氛围。同样的刚刚经历战乱,同样的避乱南奔和文化南移,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形成新的名士文化,吸引大量文人来游。     

论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

在全面继承诗骚以来中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基础上,李白把初盛唐抒情言志诗歌推向令后人望尘莫及的顶点。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处理,还是体裁形式的继承创造,抑或是强烈的主观色彩、丰富的想象力、变化莫测的结构等等,都呈现出在其他时代、其他诗人的诗歌作品中难以模仿复制的“顶点”状态,集中展现了李白的天才诗艺与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依托于持续上升、臻于顶峰的伟大时代,厚植于自由繁荣的思想文化沃土,是初盛唐以来持续走高的诗歌抒情性的终端显示,更是诗骚之后、汉魏已还的传统抒情诗艺术的最后总结。     

曲江考辨三则

张九龄既为开元名相,亦为初、盛唐间之著名诗人。其继承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开拓盛唐诗坛,颇著劳绩。刘熙载以为“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社开先。”沈德潜亦云:“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足以阐明张九龄对于扭转唐     

试论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开展讨论,不少同志认为:边塞诗包括描写民族关系、边塞战争、边疆风物、行旅离别等多方面的内容;边塞诗派,是伴随着唐中后期的民族矛盾而逐渐形成发展的。而盛唐至晚唐的民族矛盾,据《新唐书·突厥传序》称,当时与唐王朝抗衡的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这里的云南,指当时的南诏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它单独与唐发生矛盾,有时,又与吐蕃联合对抗唐王朝,成了唐王朝的西南劲敌。因而,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诗歌,是唐代“边塞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唐诗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

初盛唐的诗歌总体上洋溢着强烈的尚武气息,其中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尤其富有魅力。唐代游侠群体中,游侠少年是核心和主体。唐人吟咏豪侠精神的诗歌主要歌咏年少慕侠情结,讴歌了市井游侠风习,表达建功立业的时代理想。这类吟咏表达了唐代诗人对皓首穷经的儒生的贬低,抒发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和力求在现实中疏解豪杰之气的愿望,是对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与侠义建功母题的承继与发扬,在中晚唐诗人中仍有延续。     

杜牧咏史诗思想内容初探

在唐代，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灿烂的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百花盛开、全面繁荣的局面，各种文学体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诗歌最盛，犹以盛唐为最，可谓“盛唐气象”。但随着唐王朝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矛盾又趋于激化，加之玄宗日渐昏庸，沉湎声色，任人失当，终于在八年“安史之乱”中一蹶不振，落得个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政局急转直下，面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残酷现实，诗人的浪漫豪情再也找不着了，他们带着理想前途的无法实现、人生失意的痛苦和对光明的执着追求不得不对现实社会作一个深沉的反思。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唐代河西边塞诗歌研究

从文学地理学的视阈,来探讨唐代河西边塞诗歌,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可以更好地解读其中的历史意蕴。唐代河西边塞诗歌的地理认知,是唐人对河西边塞环境感知的产物,是一种文化感知行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河西边塞苦寒、壮美、奇丽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凉州、燕支山、玉门关、阳关、胡乐、胡舞、边地风情、边地战争等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唐代河西边塞诗的特有意象。唐代河西边塞诗歌的边地战争认知,代表了初、盛唐和中、晚唐诗人对边战观点,以及唐人功名意识的衍化。唐代河西边塞诗歌的地理意象,反映了唐人的河西边塞地理环境观念,具有多重地理象征和意义。     

唐前期皇位传承观念及皇位继承不稳定原因再探讨

唐前期的皇位继承状况极其复杂。唐前期帝王都试图接受“立嫡以长”的传统,并努力将其作为制度付诸施行。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唐前期的皇位继承在遵守制度之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即不稳定性。从唐代统治者之关陇军事贵族出身和沾染胡化两方面来分析唐代的皇位传承观念,可以探讨出影响唐前期皇位继承的政治文化因素。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中国文学 ,最具阳刚精神文化倾向的有三个时期 ,即春秋战国、建安时代及初盛唐 ,造成这种文化与诗歌现象的原因便是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这种精神解放的背后又是以人才制度的改良与优化为依托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的首次觉醒期 ,也是阳刚精神的母体。汉末建安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 ,并使之文学化、抒情化。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生存智慧的再度激活。初盛唐则融合了春秋战国的尚力精神和建安时代的诗歌传统 ,建立了新型的阳刚文化。所不同的是 ,这种文化选择以完全的诗歌革命为形态 ,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高人文典范。     

盛唐送别诗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盛唐社会开放,迎来送往的活动十分频繁,表达送别之情成为盛唐最活跃也最感人的诗歌题材.盛唐送别诗中蕴涵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括忧患意识、进取精神、“公忠”思想、“贵仁重义”和“崇德尚中”精神等,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间接读本.     

崔致远汉诗创作与唐代社会书写

崔致远是朝鲜公认的汉文学鼻祖,也是朝鲜统一新罗和唐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在唐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不少赠酬诗、送别诗、纪德诗、述怀诗,记录他的生活和交游,并以此抒情写意。同时,他的汉诗还描绘了唐代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崔致远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唐代社会画卷以及中朝文人交流的场景,也表达了其中国情结,至今仍有历史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