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越”辩析

“山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三国史书中出现的“山越” ,由于民族融合和史书编撰等原因 ,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民族概念 ,只是强调其地域性特征。山越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出现在三国时期的文献中 ,并以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形式出现在三国的政治舞台     

尧舜禅让的启示

<正>在我国历史上有一种很有名的政权交接制度叫作禅让,这是指在上古时代,君王通过认真筛选,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和确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然后通过一种和平和隆重的形式把最高执政权力交给继承人的过程。这是一种与世袭制度完全不同的选人用人制度,后被世人广为称颂。讲到禅让,在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和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尧帝和舜帝之间的政权交接。那么尧     

“人文科学“概念辩析

"人文学(人文学科)"是英语arts和humanities的汉译.人文学(人文学科)是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人文学(人文学科)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学科.本文认为,中国流行"人文科学"这个概念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词典错误的影响.应当统一对英语arts与humanities的汉译,修订汉语词典中"人文科学"这一词条,规范"人文学"和"人文科学"的用法.     

“自然”之辩与新诗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传统“自然”范畴在五四诗坛的接受,是以文学变革的话语形式呈现的.由于文化态度不同、诗学建设目标不同,“自然”在自由派和古典派诗论家眼里建构意义也各不相同,因此存在着文体上“绝对自然主义”与“规律主义”、韵律上“自然的音节”与“人工的音节”、境界上“推翻一切枷锁镣铐”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等一系列张力.两种“新诗现代化”方案既对峙对抗,又对话互补,构成了现代诗学建构的复调传统,其对新诗形式建设意义不可低估.     

论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中的“孟荀之辩”

劳思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著有《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的孟荀之辩颇具特色。他认为孟学是儒学正宗,荀学是儒学发展的歧途亦即异端,具有明显的尊孟贬荀的倾向。劳思光的尊孟贬荀根源于他主体性的理论设准,以心性学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对非心性学的哲学颇有微词。事实上,孟学和荀学各有特色,应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但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荀学成就更大。有正统就有异端,异端是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应该正确对待。     

关于“生态”与“环境”之辩——对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一种回顾

<正>在我国生态美学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回顾很多问题,其中对于"生态"与"环境"之辩的回顾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生态美学研究的本体问题,而且主要是中西之间的对话问题,至今仍在进行,意义重大。首先是在2006年的成都国际美学会议上,当我就生态美学问题发言后,国际学者集中询问我的问题,就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我当时作了初步回答。2009年本人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国际生态美学会议上,专门就生态美学与     

小说情节辩

近几年来,我国实行开放政策,文艺界也开始引进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和文论,这对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丰富创作经验,无疑是有好处的。但也提出一些新问题,比如,有一种颇为时髦的理论:认为当前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是“摆脱以情节为小说结构的路子”,走“无情节的小说”的新路;故事情节只不过是“小说的一个赤条条的梗概”,“光秃禿的躯干”和“框架”。因此,现代小说“不再满足于讲故事”,艺术趣味提高了的读者也“不再满足于看故事”了。     

寻根考辩

本文运用神话、传说、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通过对黄帝、华胥的考辩，指出黄帝是华夏民族精神之根，华胥是华夏民族繁衍之根。     

中国“和”文化传统的善恶之辩与转型之途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里."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因缘,蕴涵了"和实生物"的至善价值,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对人的德性和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追求.但是,这种古典式的和谐因排斥竞争、忽视对立面的转化,其保守性、平庸性、原始性也意味着存在消极的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在善与和谐之间实现有机统一,也即,既要有善的和谐,也要有和谐的善."和"文化的当代转型主要需要经过以人本观为核心的思维、人格和谐化,以民主性为前提的社会秩序和谐化以及经济-社会治理措施上以兼顾(而非平均)为特征的公平机制等路径.     

王弼易学观辩

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藏传佛教师承关系辩

藏传佛教具有严格尊崇教证传承(lung-rgyun),依循完善的道次第来进行学修、追求证悟的传统。教证传承与实修次第的有机结合,是藏传佛教的生命力所在。修行者如果没有得到教证(lung-dng-rtogs-p)教理经典传授和修行证悟指导的清净传承,就不可能获得对佛理的准确理解,次第圆满的闻思修也就无从谈起。使清净传承代代相续加持绵延不断的稳固链条是上师善知识。因此,在各教派的修行次第中,依止上师善知识这一条,永远放在首位。可见,对佛法修行者来说,获得清净的正法传承,依止具德的上师善知识,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本文尝试探讨教证清净传承与具德上师善知识之间的关系。     

“舜不告而娶”悬案辩争背后的华夏民事法观念

“舜不告而娶”(疑未告知父母获得同意便与帝尧之女完婚)一事,自战国时起就被人质疑(认为是违反礼法之举),从孟子开始即为舜作无罪辩解。此后宋儒程颐、朱熹、张栻及明清大儒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接力为舜辩护。这些辩护理由间接反映了他们在父母主婚权可否(在主体不适格时)加以剥夺、子女对父母主婚权的服从义务可否(以非常事由)豁免、国家对个人婚姻干预权的边界何在、婚姻人定法与自然法相冲突时应如何抉择等基本问题上的法理认知和法律主张,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国式法理观念学说值得分析解读。透过千年争辩的道德伦理话语,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民事法理念特别是婚姻家庭正当权益观念及相关法律主张。     

王阳明与知行之辩

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既是效良知说的逻辑展开；又是以如何效良知为指归的。良知作为本体具有先天性质，故必须把致良知的目标确定为从本然走向明觉，这就不能离开知与行的互动，由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一学说强调行不但是致知（本然之良知）的路径（中介）；也是判断真知的准则（具体存在方式）；而这一学说的目的则是强调德性与德行的统一，这是其"立言宗旨"。但从认识论上讲，知行合一则表现出了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的双重倾向，从而使这一学说表现出颇为复杂的形式。     

抗税罪主体辩疑

抗税罪主体范围问题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来都是一个疑难多议的问题。一方面,尽管刑法第211条明确规定单位不是抗税罪的主体,但这种立法显示了其滞后和僵硬,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而言,完全应该将单位纳入抗税罪的主体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立法的不够明确以及理论上阐述不充分,导致扣缴义务人作为抗税罪的主体资格也受到了不应有的质疑。     

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墨辩逻辑

在古代逻辑史中,古希腊、中国先秦和古代印度都形成了各自的逻辑体系,但这三个体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专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中国先秦墨辩的三物逻辑进行比较。用平行比较的方法,揭示了两个体系间的差异,並阐述了它们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不同。通过比较,试图分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什么在中国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以及东西方文化传统与两种逻辑体系的关系。     

美与特征之辩——论由希尔特“特征论”引发的美学思考

温克尔曼通过对拉奥孔雕塑的分析,提出了希腊的美在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一观点奠定了德国新古典主义的美学基础.希尔特则认为拉奥孔雕塑不是为了表达“美”,而是为了表现人物濒临死亡时所感受到的剧烈痛苦这样一种“特征”.希尔特的“特征论”由此引发魏玛古典主义与德国其他文化流派之间一系列的美学论争.歌德认为,希尔特的特征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只注重现实的真实性,而忽视从艺术真实的角度去理解人物所遭遇的痛苦可以被崇高和优美所软化这一艺术规律;拉奥孔是一曲悲剧的田园诗.歌德关于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的辩证分析,不仅解决了希尔特的疑难,并且为德国新古典主义打下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市场经济的理论辩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区别与联系、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调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与联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模糊,不仅可能导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怀疑,而且有可能被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所谓“两个社会经济形态趋同”的论调所迷惑,从而动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不辨清楚。     

辩识不同,“异”中求“通”——略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与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增多,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障碍时有发生。跨文化交际失误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中国人偏爱整体直觉思维,西方人则偏爱分析逻辑思维。具体地了解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深入地辨识出彼此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可以促成跨文化交际中彼此理解比较到位,可以有效地减少彼此沟通中的不解和误解,可以积极地实现跨文化交流中的异中求通。     

富民思想与义利之辩

富民思想与义利之辩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高力克如果说追求物质丰富的“生产力标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那么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要在转型中国才真正取得其价值合法性？为什么在西方被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