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浅议

社会资本概念从20世纪70年代形成以来,其内涵不断丰富。但至今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还没有统一,从而影响了社会资本理论的说服力。清楚全面界定这个概念必须对社会资本研究角度重新定位。     

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

继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引起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变化,并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白领阶层”。他们是谁?从访谈及大众的经验中看“他们”,已有了现代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印像;一个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中间阶层”地位分层群体的雏形已经出现。尽管其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晰,阶层认知尚处于萌芽状态;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资源重新聚敛及其社会分化过程,有可能撕裂“中间阶层”,或使之重蹈20、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但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提高机会结构的平等化效应,这一地位群体必将顺势而发,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支定型力量。     

新闻改革与深化新闻改革——李良荣教授访谈录

张:李老师,您好!您是研究新闻改革方面有名的专家,今天,我受《甘肃社会科学》的委托采访您,请您谈一谈中国新闻改革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改革主要取得了那些成就?     

柔性面相下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路径再探

自上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国家复兴以来,中国知识界就对公民社会倾注了极大研究热忱,但在不断深入的探讨中,学者们对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特别是如何可能的路径问题产生了较大歧义.正基于此,文章对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可能及其具体可能的路径进行了融会历史和现实的描述与探讨.而在当下执政党已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同样不无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定位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入注目的文化现象,与之相应,对大众文化走向的价值评价构成了目前国内文化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要对当前的大众文化实践予以准确价值定位,必须将其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联系起来,否则必然导致对大众文化实践的褒贬不一的评价态度。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分析,我们认为大众文化实践是文化真正回归社会生活、文化真正实现现代化生长的必然环节,因此就通过积极的引导来促进当代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     

文化的位置——戴锦华教授访谈

○以我的理解——不是很有把握,您最近提出“文化的位置”这样一个命题,应该是与您的另外一个表述密切相关的,即文化研究的工作不应只是批判性的解构,还应当是创造性的建构。在您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一书中,“文化”似乎主要是指一种需要从其中突围的意识形态镜城,而到了您提出“文化的位置”的时候,“文化”这个词好像有了更为积极的含义,代表着资本逻辑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那么,“文化的位置”是在您的批判性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的问题意识呢,还是您从事文化研究之初就有的一种关切呢?●这个问题是我在思考过程中慢…     

“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

<正> 问:人类历史的发展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低级阶段),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已成定论,为何你独持异议? 答:从1981年以来,我连续发表了《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讨论中,似乎已“吹皱一池春水”。但我个人这里绝非风源。从50年代后期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文学研究视角及其他——答《福建论坛》记者问

问:您最近在《文学评论》、《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古典文学札记的文章,文学界的同志认为您的文章标示了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文化视角。您能谈谈如何建立这个文化视角的问题? 答:什么叫文化视角?首先似乎应该把这名词的含义搞清楚,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文学现     

人文学术为何疏离又怎样进入大众社会

“明星学术”突显了我们这个年代学术疏离大众和知识精英与大众社会分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这里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人文学术要进入大众社会,首先是知识分子必须贴近大众社会,真正了解大众社会的需求和发现大众社会的问题,并应以对话的姿态介入大众社会。     

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答《社会科学论坛》记者问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关注的热点,20年来的文化论争构成了当代学术史的主体内容。作为这场文化论争的参与者,您能否评述一下近20年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李:20年来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在我看来,80年代文化讨论的热潮,直接源于当时人们对于当代中国如何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渴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反省。“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在当时是朝野上下的价值共识。学术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历时数千年的一个庞大的价值系统,对于当今社会仍然有着…     

关于历史、美国与中国——与法大学友的学术对话（之三）

一、关于历史 爱你:问您一个可能有点不敬的问题,学历史有什么用啊?现在是个功利社会,吃饭是第一位的,学历史找工作很难.难道我们只能活在对过去的考究上吗?     

《市民社会论》序言

在我国 ,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一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近十余年的时间里 ,这一问题吸引了我国多个学术领域中的众多学者参与讨论 ,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这里 ,首先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这一问题本身 ,而是看似简单的另一个问题 :市民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中国学者的理论兴趣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因为它关涉到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认识这样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人们还记得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 ,国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在那个年代 ,每一个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 ,每…     

十年哲学的回顾与展望——访高清海教授

<正> 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今天,当代中国哲学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十年历程。如何评估这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水平及预示今后的发展前景,为此,笔者于1988年11月30日在南开大学采访了著名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吉林大学哲学系主任高清海教授。问:高先生,当代中国十年哲学变革,您能否就其总体状况谈谈您的估价? 答: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社会的变革必然要向哲学提出新课题,引起哲学观念的变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哲学的十年发展,我以为大体走过了三个步阶。第一个步     

呼唤中国思想巨人之二生存结构性和知识结构性的论辩与转型推动

呼唤中国思想巨人之二也许,假如我们要对邓正来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做出重新认识和批判,就邓正来所开放出来的知识和问题并联系当年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知识状况而言,引入汪晖对"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讨论"的批评--其以为是明显地承续了前一时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等的讨论--做问题化处理,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一个研究命题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对“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这个命题的研究与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等概念在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对这些概念合理运用的可能途径。     

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发展“民心工程”——李强教授访谈

访谈嘉宾:李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问●答〇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于经济建设大家都比较熟悉,相对来说,社会建设比较陌生。请问您什么是社会建设?它包含了哪些主要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用

观念定位罪刑法定原则中充满着悖论、因此它或许不是人类社会中最有效和最合理的刑法制度安排,但肯定是法治时代我们可以选择的“次好”的制度。尤其在当前中国更需要这一原则,这就涉及到对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观念定位问题。在以往的刑法学研究中,欧陆诸国及我国学者们多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限制司法权的角度讨论罪刑法定的意义,这一结论的重大意义当然值得肯定。但这种研究只是在“泛权利论”的意义上讨论问题,多少显得有些抽象和缺乏针对性。我宁愿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问题:既然罪刑法定的基本功能是限制司法权,但由于司法权本身具有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的嬗变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代际价值观的凸现.与改革开放之前代际价值观尚未成型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在自身的逻辑嬗变中逐渐成型,其嬗变轨迹总的来说经历着以下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代际价值现的痛苦反思时期;20世纪8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历史调整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重新整合时期.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