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的多元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的多元性 ,首先取决于创作主体思维范式的多样性 ;其次流贯于不同样态文学中的理性精神既有科学理性又有人文理性 ,而人文理性精神又凝成了以个人为本位、以国民为本位、以平民为本位、以人民为本位、以全民为本位的形态各异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 ,铸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共同灵魂和美学特质。     

从嵇康、阮籍的创作看玄学大潮中的文学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觉醒”。士人在将玄学理论化为人生实战的过程中,在文学观念、主题取向、创作思维等方面接受了它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更趋于自觉。体现于嵇康、阮籍,就是以主体自由的创作原则取代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以个体的心灵吟咏取代了社会现实反映;以意象思维取代了事象思维。     

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论中国文化神秘主义传统在新时期战争小说中的现代回归

文化神秘主义是一种以相似律、接触律和感应律为情感逻辑基点的思维方式,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出于建构新文化的现代性焦虑,自晚清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分别以现代启蒙理性、阶级革命理性为批判武器,对文化神秘主义开始了以现世救赎建立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价值目标的功利性改造。新时期战争小说中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表明,随着新时期思想语境的开放与宽松,文化神秘主义在文学领域逐渐取得了自足的文化意义和独立的审美地位,踏上了现代回归之旅。而这种回归,昭示出随历史处境变化的创作主体文化心态的不同。     

略谈经济转型期的文学价值现

文学价值观制约着文学的实践及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文学价值观念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使得作家不知所依；同时，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某些严重的不良倾向，这都越来越要求对当前的文学价值观进行分析和研究。文学价值是指客体──文学作品按照主体──读者的尺度来满足其他某种需要的属性。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达到或取得了一定的理性形式和社会形式就形成文学价值观念。经济转型期的文学价值观是特指我国当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期的文学价值观念，它的主要内涵由于历史的进步、思想的解禁、人们…     

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基础——理性与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根基在于主客二分对象性思维方式。这有其独到的深刻性。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肇始于、奠基于及内蕴着人类理性，它是理性的产物，体现着理性的本质力量，同时又蕴藏着与理性叛逆的因素。技术使得人类理性得以生发，但是又反过来为理性所深刻的影响着，时时处处体现着人类理性之光。现代技术对物和人的统治的思想根源是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走向绝对化和非理性化的必然结果。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化

象征性思维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态。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象征"话语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精神契合,为其积蓄了文化资源并提供了创作生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又是一种由于文学语境的变迁、新的文化质素的出现激发起的艺术创造意识和诗性诉求方式。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性创作呈现出两种审美途径:其一是借用本雅明的话即"废墟美学"上的象征化创作或"忧郁的象征",其中感性化抒写、神秘的意念、感伤意识、唯美情调和象征诗艺发挥着综合互补的作用;其二是追求象征性表达的智性哲思层面的"苦闷的象征",它具有象征主旨知性化的本色,因而是一种深邃的理性、精妙的悟解、渊深的蕴涵在象征化思维逻辑下的审美营造。     

"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

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 ,语言是一个事先给定的存在 ,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表意行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从来都不是自然语言的照搬或被动使用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过程 ,是从主体意向出发的“我说语言”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增殖过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层面 ,一是它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 ,二是“暗示意义”或“附加意义”。在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必须兼顾到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 ,驾驭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样才能赋予语言以文学意义 ,也才能使日常的语义信息上升为文学的审美信息。     

文学评价与文学价值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的根本特性与功能是文学评价,它既关联着文学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关联着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及其价值标准.文学评价应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只有将个人审美趣味与社会价值诉求契合起来,才能使文学批评的价值功能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实现.文学评价的有效性在于其应有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形成的足以影响现实的价值导向.文学评价标准的形成机制,一是基于对文学特性及价值内涵本身的理解;二是离不开从对以往文学经典的认识评价中形成的某些价值标准和审美规范的传承与借鉴.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