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

近代哲学以“方法论的唯我论”作为主体理性确定理性主体本位的方法论前提,其结果必然是真正存在的不是理性主体,而是与客观存在相剥离、对立而囿于自我的思想与心灵。这种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偏颇与荒谬一开始便为其走向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思潮的反思与批判、匡正与重构中,近代哲学主体理性的一统天下分崩离析;理性主体也随之失去了以往那种惟我独尊的权威。     

徽州文学创作主体的类型特点

本文从本土和非本土、本籍和非本籍以及职业和身份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规定的角度，对徽州文学创作主体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类型区分和特点揭示，客观上让我们认清了作为徽州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性质，也为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徽州文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为系统揭示徽州文学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奠定了坚定基础。     

论"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中国妇女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了说话的权利,许多女性争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她们的创作开启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新纪元,改变了女性被言说的历史,唤醒了几千年来女性沉睡的自我意识.     

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解析——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对“理性主体”的突破

当今,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学者们将问题归结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理论及建立其上的理性主义和主体性传统.本文通过哲学史的解读认为,问题的核心并非在于单纯的"理性"和"主体",并非是"主体理性",而是"理性主体",即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未能突破这一理论悖论,而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将社会实践归结为主体(人)的本质,建立起的"实践主体"哲学突破了"理性主体",从而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     

交往理性观照下的翻译主体间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体系基础上建立起的西方主体性哲学稍有衰退,主体间性思想随之逐渐兴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双向交往和理解,使交往行为者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以此来解决翻译研究单主体范式的困惑,使翻译活动中各主体之间能在理想的语境下通过交流,达成有效理解,清楚认识,和谐共存。     

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情感补偿

情感补偿是激发作者从事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不仅能够激起写作主体的创作欲望 ,而且还能够推动写作主体的创作进程。引起鲁迅文学创作冲动的“同感”,是对往日情感压抑的一种重新体验 ,其创作的感情补偿表现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论思维创新活动的主体

人类作为思维创新活动的主体,其构成有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群体主体的特殊主体形式即科学家群体主体。不同的思维创新主体,其思维创新活动的特性是不同的。个体主体是思维创新活动主体的最基本层次,其思维创新活动具有个别性、相对独立性、时空局限性、相对随意性等个性特征。群体主体是思维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形式,它具有主体活动的整体性、相关性、互补协调性和功能活动优化性等特征。群体主体的特殊主体形式即科学家群体主体,具有主体素质的高智能性、不同专业和学科的高度综合性、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综合性、异质活动的高度互补整合性等特征。     

价值理性的主体建构性特质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使个人成为个体,有了不同于类主体、群体主体的价值理性的个体价值理性。个体通过自主、有目的、主动、能动、自由的活动,展现他的"主体性",而个体价值理性就是在个体发挥"主体性"的对象性关系即主客体关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个体价值理性的建构性特质包括从人是建构性的存在、个体是自己价值理性的建构主体、个体在生活活动中建构自己的价值理性。     

论主体意识与主体性问题

近代主体意识觉醒是主体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而现代主体性困境则是个体主体意识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主体性问题的根本解决 ,有赖于主体意识的成熟 ,而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不断解决、主体性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 ,又实质性地促进了主体意识的完善和成熟     

论理性主体的环境责任

周围的环境仍在不断地恶化,而且看起来正是我们的过错加剧了这种局面。虽然,我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是似乎仍然不能改变环境恶化的程度。问题在哪?笔者认为在于没有确立环境责任意识,养成环境责任习惯。本文比较了理性主体和非理性主体对环境问题看法的不同,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体和非理性主体的环境责任,从人的责任意识出发寻求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新路径。     

遮蔽与澄明——新时期小说的文体革命

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步履平稳甚至有点略呈缓慢的,而进入80年代以后,像一条突然被滚滚春雷惊醒的巨龙,一下子爆发了积蓄已久的神奇力量,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进行尝试,且大多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的文体革命由王蒙的艺术手法探索肇始,由遮蔽到澄明,由无意识操作到理性化追术,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只用了20年时问就走完了西方现代小说用了100年左右才走完的创新与发展之路,为新时期文学的蓬勃繁荣创造出了独特而迷人的风景.     

理性沉思:论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最活跃、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它先后经历了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解构,恢复了人性写真和悲剧精神,最终以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过渡,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接的使命。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家族文学

家族是社会体制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复合体。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成全并提升了家族的文化表征意义。当家族文化被转注和审美化为家族文学,两者便在对话语境中形成了具有复调性质的叙事话语体系。乡关何处与家园皈依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困惑和亘久的文化命题,而“寻找精神家园”也一直是中外家族文学的主题追求和终极关怀。母题化研究是探究家族文化的诗意表达与家族文学的文化品性最具本质意义的表述平台,从文学母题的原生性、普适性和恒常性的形态中可以透视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格心理的价值构建,以及源于文化也源于艺术共鸣的一种人类精神的生发。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

理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特征以及强大思想冲击力和渗透性的重要表征。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是与现代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媒体是人的延伸,它改变了人对世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生命与生存方式的认识。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合同条款附条件绝非合同附期限

在实务中,合同的条款附条件,或曰合同项下的一项义务或几项义务的履行附条件,远远多于合同附条件。合同的条款附条件与合同附条件既存在差异,也有共同点,适用法律时对二者均应关注,不可偏废。合同的条款附条件仍然属于附条件,而非附期限,因为它完全符合附条件的规格要求,却与附期限相去甚远。判断合同的条款附条件有效或无效所依据的法律原则,不宜是诚信原则、公平原则,而应为公序良俗原则。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用于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其责任分配。     

理性与感性视野中的创作主体

理性和感性是一对相互依赖而存在的矛盾概念。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又具有矛盾的一面。这种矛盾运动贯穿于人的发展的全过程,构成了人最重要的内在特质。人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发展走向其自身的对立面。二者的最佳关系,应该在对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的观照点上来校正。据此,在最能充分表现这一矛盾的文学中,可以把创作主体划分为理性的作家、感性的作家、矛盾的作家、宁静的作家,它们在不同的底蕴上标示了不同的文化变迁的根本内涵。     

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

女性与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履历中,既表现为"互为因果"的依存关系,又呈现出彼此冲突的逻辑悖论.本文以1927年大革命为背景,聚焦于茅盾、白薇、谢冰莹、叶紫等几位参与并表现大革命时期女性与革命关系的作家与作品,借助历史文献,对大革命中的性别关系及女性体验,进行细致阐释和理论论证,以期能够通过文学,返回历史现场,透过性别体验,对革命文化的复杂性,进行一番新颖而有效的审视.     

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 ,但白话文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通俗易懂更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五四语言革命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体现 ,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通俗易懂。五四文学革命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所以在走向通俗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多审美上的考虑 ,科学化的语言追求无疑付出了很大的审美代价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