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以司法文化的重建为中心

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导致了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构成司法文化的核心要素的解构、颠覆与重建。法的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三个基本维度获得全方位生长,从而重建了法的概念。后现代解构了作为司法文化基础的事实,明确了客观真实与法律事实的二元分立,并引发了司法过程中事实探知绝对化的转向。司法独立命题也被质疑和重新解读,促使我们思考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后现代思潮推动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概念的解构与重建,将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论部门主义及其危害

在法学上,部门主义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与地方主义一样被认为是危害整体和统一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人们对地方保护主义对改革和法治的危害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几乎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部门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同样危害,对某些系统的部门主义对改革和法治构成威胁表示极大的忧虑。有效抑制部门主义以促进改革和法治进程,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一　　所谓部门主义,又称部门本位主义,是指某些行政部门在思维和行为层面上,皆表现出“部门主义”倾向：认识问题视野狭窄,局限于“部门”角度,缺乏整体意念;决策及措施局限于“…     

后现代视野中法的概念重建

法的概念解读有三个基本维度,即价值、制度与谱系。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推动了法的概念重建。在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的观念中;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获得全方位生长。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法的概念重建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司法公正价值的整合

司法的最高价值就是公正.司法公正绝不是司法的唯一价值,从近年来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的司法改革来看,司法公正目标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另一方面,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内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司法公正价值的重要内容;此外,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是当前理论界颇有争议的对待司法的两种态度,如何在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以实现司法公正也值得思考.因此,司法公正价值需要整合.司法公正价值的整合是诉讼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研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于：在创建刑事法治方面，他对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相对完备性、刑法的性质与任务、刑事法治如何贯彻“有法必依”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刑事政策方面，他主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方针、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他提出要健全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培养各级司法干部等主张，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注重程序。深入研究和合理继承董必武同志的刑事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法治主义”的政治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法治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东亚国家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意义--以韩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为中心

司法改革涉及到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文以东亚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为基础,介绍了韩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目标与途径等基本问题,并分析了韩国的经验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论程序正义的实现

程序正义在我国被广泛接受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我国的专制和人治理念过深。但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司法改革目标已确定,程序正义是我们司法改革重要链条的一环,必须实现。程序正义面临许多现实难题和困惑,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并实现程序正义与国际司法程序正义的接轨。     

“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的主流思想经历了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变,近十年又有向法律思维转变的倾向。在这种思维的框架内,法学、法理学研究也开始逐步走向细化,研究重点逐步从法律转移到了法治,而后又开始关注司法运作。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义务本位被权利本位所取代,现在社会本位大有后来居上的动向。就法治本身来说,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倍受诟病,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已逐步被学人接受。法律人越来越意识到,司法克制主义是我们应该信守的意识形态;而对司法能动主义则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法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学的中国化以及流派化似乎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律师角色的转换与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提出并运用诉讼代理人与对抗型法治和ADR参与人与合作型法治两对分析范畴 ,以民事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认为“司法危机”就是法治危机。在此基础上 ,认为本质上经由诉讼实践并实现的只能是对抗型法治 ,由此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与对抗型法治语境中的“司法危机”具有内在联系 ;认为ADR有助于实践合作型法治 ,有助于缓解“司法危机” ,而作为ADR参与人的律师在实践合作型法治 ,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最后 ,对最近我国推动ADR实践及建立律师诚信制度的具体做法做了实证分析     

中国民事立案登记之困境及破解方案研究

民事立案登记的确立与实施是中国逐步走向司法文明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司法传统、司法体制、司法理念以及法治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事立案登记在制度上、运行上、理论上均面临诸多困难。立案登记制是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民事立案登记困境的破解应当密切结合司法改革的步伐,从司法体制的全局出发来把握,从"中国问题"和"中国语境"的实际切入,合理借鉴具有亲缘性的大陆法系经验,探索整体性破解方案。     

转型社会语境中司法法治生成的发现路径

社会转型语境中司法法治的生成问题考量关涉着司法职业的时代命运,也是司法职业共同体主体自觉的客观诉求.司法现代化的研究困惑和现实困境昭示出司法改革理论根据与实践基础,且诠释出其在法治国家建构探寻中社会层面的动力机理.司法职业的功能回归是社会转型语境中司法法治生成的科学发现路径,需积极梳理使其得以本真回归的相关要件.     

人性化考量下的台湾地区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不仅是中国大陆近几年来的聚焦所在,也是中国台湾地区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其人性化的、多维度的司法改革加强了其社会的和谐程度。这体现为:法院是民主的最后城堡,公正是其的生命,法院之于大众系维权之场所;法官之于大众是超然的独立性的确定;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之重体现为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民事诉讼之人性化改革体现在落实合意选定法官制度;行政诉讼制度之人性化改革体现在原告就被告原则的例外。司法改革的各种举措旨在倡导以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安全为首任。     

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产生及其司法实践之影响

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的产生及其司法实践,不仅是中国司法制度的进步,同时也在维护中国司法主权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一方面,它促使华洋诉讼纳入了相对“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解决渠道,同时,也改变了涉讼华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不利处境,为其提供了更加公正合理的诉讼渠道;另一方面,它迫使外人基本放弃了“既审权”,从而对领事裁判权在司法实践层面形成了局部冲击和动摇.其影响可谓重大深远,不容低估.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备而不用条款的范式分析与实现路径——以年龄重构条款为切入点

年龄重构条款反映出“备而不用”条款的典型特征。“备而不用”条款以“不用”为原则、以“审慎适用”为例外，重点在“备”的前提下，兼具立法上的象征性要素和司法的适用限度双重特性外，还具备防止刑法功能主义异化为刑法工具主义的功能，以及合乎正当目的及比例原则的合宪性价值。对年龄重构条款代表的正向条款和袭警罪、危险驾驶罪代表的反向条款分析显示，因限缩解释不足和司法适用过度会产生司法极化现象。故而，“备而不用”条款的总体适用标准，是将司法适用原则、预防性裁量权控制和诉讼程序实施机制三个方面糅合。作为“备而不用”具体条款的改进策略，年龄重构条款应以刑法功能和需罚性理论为基础，实体层面就法教义学角度限缩解释，程序规则构建中从严把握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一必经程序。     

论政治意识文明的法治功能

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政治意识文明就好像人的血液一样渗透到人的各个器官而作用于法治的诸运行环节，其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立法中的“良法”功能、执法中的“依法”功能、司法中的“公正”功能、守法中的“认同”功能、实现中的“宪政”功能等。     

依法治国与法制原则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和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正确认识依法治国的涵义 ,了解并把握法治的基本目标和原则 ,以及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 ,对于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 ,顺利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司法改革与司法理念的革新(上)

司法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当前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 ,也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从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 ,扬弃旧的国家主义的司法观 ,树立新的现代化的司法观 ,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和成败关键。     

和谐社会视野下诉权保护问题研究

和谐社会要求为社会发展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基本价值目标,积极化解社会纠纷,对各种权利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研究诉权,根据人权、法治、民主的要求,揭示申诉权与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研究意义。“诉权保护”要求在制度设计和完善中,突出“权利救济”的目的,建立便利公民接近程序正义的普遍化、多元化体系和措施,具体包括:明确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应扩大可诉范围,拓宽权利保护范围;改革诉讼费用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切实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中社会纠纷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