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绍升佛学思想探微

彭绍升是清代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他先学儒,后入道,最后皈依佛学。其佛学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净土为归,倡导净土实修;第二,释禅净之争;第三,通儒释之阂;第四。倡三教一原。彭绍升的佛学思想不但在佛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也对近代公羊派等硕儒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即是试图通过对彭绍升佛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丰富学术界对这一清代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佛学中的辩证思维

佛学是一个智慧宝库,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原始佛学是佛学的母体,原始佛学理论中的因果论和“迁流”观,蕴含着辩证思维的内容,对后世佛学影响极大;中观佛学是佛学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思想空观论、八不说和二谛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思辨性很强;中国佛学以“法界缘起”说和“顿悟”说为代表,它们继承了印度佛学善于思辩的传统,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     

袁宏道思想转变原因初探

袁宏道的思想在其结束吴越之旅后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表现为其佛学思想由禅宗转为净土 ,心学思想由左派趋于右派 ,这一转变是受在佛学上持净土立场的宏和在心学上持右派立场的徐渭的综合影响的结果。     

略论太虚佛学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

民国高僧太虚佛学思想深刻,其佛学教育活动蔚为大观;而＂教育＂本身即是作为宗教形态＂佛教＂的题中之意。因此,太虚佛学思想中也蕴含着辩证而极富时代价值的教育观。太虚的佛学教育观具有强烈的应世色彩,这是其所处的变革语境决定的。太虚佛学教育观以＂适化时机＂为基本理念,从中开出了＂应导相恰＂的教育原则,这典型地表现在太虚对＂理性＂与＂事相＂的论述上。此外,太虚化用＂体用合一＂为教育方法,具有严整的三层次论断。整套太虚佛学教育观都是以当世实践为基本目的的,这对当代佛教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僧伽教育的建设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佛学经世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为完成救亡启蒙、反帝反封的双重使命，建构起了一个庞大驳杂的思想体系，佛学经世思想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佛学经世思想，就是改造和利用佛学理论来救世、救民和救学，使佛学由往生来世的外在超越和即心是佛的内在超越，转变成为救亡图存、自度度人和学习西方的经世武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佛学经世思想具有爱国性、进步性和启蒙性，但对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视。     

佛学思想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共通之处

东方的佛学思想和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理论其中却有很多的共通之处。这两者都讨论了人的本性和使人发生转变的实践。早期的一些精神分析学者甚至直接借鉴了很多东方佛学的思想来完善精神分析的理论。比如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概念就是借鉴了佛学之中的"第八识"和"种子"的概念。对于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东方佛学在对于人的心理领域的探究方面所具有的一定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的东方佛学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     

敦煌高僧昙旷的佛学思想新论——以法藏P.2258V~0《百法手记》为中心

敦煌高僧昙旷的经历和佛学思想著作不见于历代藏经。敦煌遗书问世以来,人们发现存留有多种昙旷所撰写的佛学著作,从此中外学者开始探讨他的经历和思想。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有助于我们对昙旷自己最终成熟的佛学思想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以和昙旷有密切传承关系的《百法手记》为依据,对昙旷晚年的佛学思想主张做了进一步地探索,认为:昙旷批判性地继承了唯识宗的一些主张;关于心法的认识,依从《起信论》说;在涅槃观方面,与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所主张的一脉相承;在依时判教方面,不同于唯识宗,也不同于华严宗,而是直接将如来藏法性缘起宗安于第四时分上。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思想之比较

梁启超章太炎两位佛学大师,在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都谋求通过分析改造利用佛法精义,将其作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构建各自的思想或哲学体系,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最终,梁启超在自身浓重的宗教情结中由经世逐步退归书斋,走上了研治佛学探究学理的学术道路,并取得辉煌成就;章太炎则着力于利用佛教提升道德,促发革命,且借之构建自己庞博的哲学体系,终则“回真向俗”,显示出了梁章二人佛学生涯共性之中的巨大差异。     

佛光隐隐蕴童心--试论丰子恺儿童题材创作的艺术特色

丰子恺自称是儿童的崇拜者,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丰富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积累,丰子恺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童年崇拜意识是在其佛家思想浸润中形成的儿童观的主要内容。在佛性和童心的牵引中,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在题材选择、审美观、文风以及具体的创作手法上显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本文试图以佛性童心为切入点来把握和分析丰子恺的艺术创作特色。     

从《空山灵雨》看许地山的宗教关怀

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其独特性不在于艺术性,而根本来自于其非同寻常的宗教关怀.许地山的宗教关怀特性在于其"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宗教态度,并将这种宗教思想意识处处渗透于其文学创作中,使其各得其所,有机融会于浓郁的人间关怀之中.散文是最容易表现作者真实感情和心灵世界的文体.因此,通过解读许地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可见许地山的宗教关怀是融合了儒佛道的精神因素,又不拘束于传统精神,而以基督教为精神皈依.具体则是:以佛教的"生本不乐"作为审视人生基本视点和感情基调,融道家的顺应自然作为处世之道,但最后的精神皈依却是基督教的博爱和担当精神.     

"贬官禅悦"与柳宗元的诗歌创作

柳宗元与佛禅的纠结,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崇其佛学造诣者,誉其为"义理精到处","似胜"王维;揄扬其"唯物"立场且具"战斗性格"者,惜其"好佛","尤非以好佛而赞赏子厚"[1](P216).两端的偏颇恰恰是不识柳子亦不识佛禅,柳氏之"好佛"及"精到处",正在于柳宗元不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态度和实行精神;柳宗元是真正意义上的"贬官",其谪贬地又是南宗禅的发祥地,不管是寻求思想上的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庶几"既贬则禅",禅旨、禅境、禅思极大地影响了柳氏的诗歌创作;就其诗歌创作来说,柳氏虽在贬而求禅悦,其深入的进阶多是仰赖"人力"、"人工",与前辈诗人王维之于自然的深度感动,"身心的自然化"和"我梵一如"的诗风表现相比较,柳诗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人造自然"的风格.     

江淹思想略论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江淹的作品及其生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有所忽略。江淹的思想兼有儒道释三家,三者相融为一。江淹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成为江淹一生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其儒家思想具有通脱的特点,是南北朝动乱不安时代儒家思想在安身立命方面的曲折反映;而以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为辅,其佛家思想又依附于道家思想之上。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释迦牟尼佛传》与星云大师的宗教情怀

《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文学作品,是星云大师以虔诚的佛教徒的身份写作的佛传,这部作品承载了佛陀的基本理念,更承载了作者星云本人的基本理念。其写作思维和世俗作家、世俗学者迥然不同。其写作目的、写作策略受制于佛陀本人的历史、星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星云本人的宗教革新思想,其对人间的思考亦展示了太虚大师以来尤其是星云本人倡导的人生佛教(或曰人间佛教)理念。相应地,作者也选择了叙事与说理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在人间情义与佛教道理之间取得了平衡。星云创作《释迦牟尼佛传》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宗教革命的尝试,《释迦牟尼佛传》也因此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佛心禅意

著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虽然是一个积极入世的读书人,他的思想主流归于儒家,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家庭和个人原因,他又一生好佛,在其言行创作中时时流露出佛心禅意。儒家的入世思想和佛教的出世思想在他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两种思想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随处可见。文章从他最为著名的游记散文《永州八记》入手来考察他内心深处的佛心禅意。     

释智圆及其《感物赋》析论

释智圆自谓自幼“雅好空门”,受戒为佛弟子,后又深受周孔学说影响,颇有入世情怀。几经挣扎与挫折．壮志不减。然身在佛门,内外阻力使他身心交瘁。虽仍专注于释家之言,却又说“事佛身多累,为师道实荒”,其中内在反省与作为产生极大矛盾。《感物赋》就是他内在无奈呐喊的写照。为了解这层道理．有必要从他生平以及作品的分析去找出其中关键。因此,本文试从作者理解找出他的内在矛盾,分析在矛盾中他又如何自我消释。其次从作品分析透视他的精神愿望,兼及咏物赋的特色,又论及《感物赋》的形式与内容．期能从中辅助诠释释智圆的思想面貌。最后再从他的思想内涵说明他的折衷与转化,作为释智圆一生的写照。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地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被称为文化武侠小说。其中佛教元素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作者从佛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出发解读人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诠释侠武的艺术创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