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氏文通》对“为”字的研究

在古汉语中,“为”字既可以作名词、动词,又可作介词。《马氏文通》主要从语法学的高度,根据“为”字所司对象的性质,系统论述了其作为介词的搭配功能。马氏认为,“为”后一般跟名词或代词作宾语,这是“为”作介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此外,《文通》还对“为”字宾语的省略问题进行了简单论述。     

《马氏文通》与中国对比语言学的肇始——基于对《马氏文通》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分析

《马氏文通》建构了自己的元语言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建忠对建立汉语语法学和开创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马氏的模仿不是机械的,而是部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语法学说,结合汉语的实际,将西方的语法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突显了汉语的“字”不同于英语的“词”,用“字类”替代了西方语法学中的“词类”;马建忠的“实字虚用”和“虚字实用”,直指“汉语实词不可分类”的事实;在字类中专设“助字”,体现了汉语助词与英语虚词的不同功能;“句读”及省、顿、次、式等概念,“为华文所独”,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与现代“篇章学”的有机结合.马建忠较为成功地建构了汉语的语法体系,体现了“体用结合”思想.     

历史美学中的“类”与“典型”——兼析《后汉书》“类传法”

以历史美学的规定性为视角,“类”与“典型”相通。中国传统史学的“类传法”表现出“类”与“典型”的诸多面相。《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类传法体制又有所创新,其以“类”传人,旨趣落在以“多”见“一”,通过“类”的集中让读者识别“善类”与“恶类”,具有历史美学规定性之诸多特点,值得当今史学界在鉴赏的同时深思再深思。     

类编与思想诠释——《朱子语类》与朱子学

在以往的研究中,《朱子语类》仅被视为研究朱子思想的文献,其编纂过程中展现的思想特质尚未得到关注。《朱子语类》以文献编纂的形式“述朱”,此一“述”的过程就包含了“作”,体现了编纂者对朱子学思想逻辑的理解,体现了一种知识秩序空间的建立。《朱子语类》的成书包含一从“语录”到“语类”的过程,“类编”的出现是为了尽可能消除语录记录者的记忆偏差而导致的材料可靠性问题,而“类编”本身又加进了编纂者对朱子思想的理解,分类的门目与类目间的理解,展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体系的不同理解。黄士毅分二十六个门目,按照强调形上学的思路,对门类进行了排序。黎靖德则在此基础上创设细目,进一步优化材料,在材料的优化中体现自己对朱子思想的认识,特别是从细节上对朱子学的思想逻辑进行了再勾勒。《朱子语类》以及其他不同时期各类型朱子文献的编纂本身就体现了朱子学的展开与发展。     

审美领域的开拓与典型范畴的创立——蒋孔阳的美学思想

蒋孔阳的美学思想属于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体系。对于有着抒情写意传统的中国美学来说,这个体系是它所陌生的,但是对于现代美学来说,这一体系的出现又是不可避免的。在古代美学传统与现代审美需求的矛盾交错中,中国现代美学认知再现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至今仍处在初始的阶段。蒋孔阳的美学思想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中国美学在现代条件下创立一个可以与意境对等的典型范畴,从而使社会生活真正进入审美的视野,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他的美学思想,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显示出中国现代美学的运行轨迹,是应当珍惜和扩展的理论成果     

略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与规律的关系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反映和概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规律，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各种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和规律之间既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又是互相区别、各有特点的。     

小说写作与自我危机——由《风雅颂》谈开去

以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为中心,围绕写作与个人危机的关系,着重分析阎连科写作转向与中年危机,小说中的中国语式与现代叙事的关联,进而讨论当前写作中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普遍问题,指出近年来小说写作中的价值漂浮趋向,实际上是小说写作中的自我危机所致.     

直观与存在——论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范畴直观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探讨了范畴直观,认为范畴直观是对含义中对象性的形式的明见和充实,因而可谓是知性明察和一个最高意义上的思维。它为从现象学上澄清逻辑明见性开辟了道路。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对象化”的框架下,“存在”这一涵义丰富的概念本身被降低为最低的“混杂的”范畴。而要明了他究竟如何漏过了“存在”概念,则要求我们回到胡塞尔对范畴直观概念的提出和确立上,回到范畴直观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去追问。     

论《墨经》本体哲学的范畴与原理

《墨经》的本体哲学,在《墨经》整体的哲学语境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墨经》本体哲学由一系列范畴与原理构成。范畴与原理的内在关联、相互作用与逻辑论证,形成严密整体,构建起《墨经》本体哲学的理论体系。《墨经》一系列范畴与原理中,“物”(物质)、“实”(实体)、“有”(存在)、“无”(非存在)、“动”(运动)、“化”(变化)、“宇”(空间)、“久”(时间)等范畴与原理,是构成墨家认知与改造世界的范畴与原理的关键节点。《墨经》范畴与原理的理论系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考——兼与何海燕博士商榷

由于传记系统的简略,传世文集的缺乏,当下对《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在考察马瑞辰生平经历基础上,文章勘正了马瑞辰在《自序》中交待过的成书过程。根据姚莹和马其昶记载推求出的马瑞辰生年,纠正了《清史稿》以来以讹传讹的舛误,为马瑞辰莫衷一是的生年说画上了定谳性的句号。     

《易传》之“卦时说”与先秦“时”观念之形成

"时"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先秦,它经历了由自然之"时",到"凡岁月日刻之用",进而发展成与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一个概念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易传>之"卦时"说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氏文通》中以“不”为标志的否定句中“词语假借”再探讨

本文分析了<马氏文通>中以"不"为标志的否定向的"词语假借"现象,用"词语假借"的术语总括"字类假借"的实际外延,并对其进行了重新分类,进而讨论了"词语假借"所涵盖的语法现象.     

胡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意向

胡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意向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特征。胡适非常关注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参与、介入、阐释、创造和改写,以及作品在不同时空背景中的各种阐释可能,以此达到使读者为中国社会的改良而努力的功利目的。     

从陆人龙的《型世言》管窥小说劝惩论的影响

劝惩论是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提出的重要概念,通过对陆人龙《型世言》创作的剖析,可以看出劝惩论在一定时期内的影响是很大的。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辞义理的动向,将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势”说。“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扦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周易》“时”观与苏轼的处困态度

《周易》＂时＂观认为：人生处世只有与时偕行才能前途光明,若失时而动就会招致凶险。当不遇时应潜隐退避、养精蓄锐、静以待时,同时要善于利用困厄时期成就盛德大业;对于大才德之人来说,越是艰险之时,越是成就非常大功之时。这些观念对自小就开始研读《周易》的苏轼的处困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他始终保持乐观旷达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宗施与宗法制解体在《侯马盟书》中的反映

侯马盟书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末年宗族解体的事实,而宗族的解体则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宗法制的周人传统在战乱频仍中逐渐走向消亡。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宗族的解体并不是突然分崩离析,盟书仍然强调效忠“宗主”,还提到“宗人兄弟”,说明这个时期宗族的外壳还在,只是它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春秋末年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表征。     

施耐庵之谜别解

施耐庵是谁 ?迄今仍是《水浒》研究中一个未解之谜。已有四说 :托名、施惠、郭勋或郭之门人、《靖康稗史》编者 ,俱非定论。试把“托名说”与“《靖康稗史》编者说”结合起来 ,立见谜底 :施耐庵是元末书商在编好《宋江》之后追求名人效应的产物 ,借用了《靖康稗史》编者的托名“耐庵”。以施为姓 ,暗示其以耐庵名号为旗帜 ,施编纂者名义予耐庵的意思。     

诗意地承担自己的生存——论马缨花的生存方式

既与人对骂又开着“美国饭店”的马缨花以粗野方式在饥荒年代承担着自己的生存。如果拨开这层表象,可以看到,她其实是以非常手段来保证自己在非常年代的诗意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