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定理”形成原因的再考察

解决同案不同判的制度难题,明代中后期至少存在三种解决方案,"海瑞定理"只是其中的一种。面对可能存在的不同判决,海瑞同时使用类似于经济学、伦理学的思维方式,想寻找不同分歧的最大公约数,以便获得不同认识的官员的支持。从渊源上看,明代中后期,由于对待一些政治议题的态度存在差异,地方官员对相关案件的审理也会有所不同。"海瑞定理"以及海瑞极力反对的做法,可以视为不同官员对一些政治议题的不同回应。     

怨天尤人难翻身

正最近,我到一位厨师朋友的餐厅吃饭。当晚,餐厅里人不多,厨师朋友做完菜后,出来和我聊天。"唉,真不知道生意该怎么做。最近,这条街开了好多家餐厅,竞争者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难做。"他说。他抱怨了很多事情。比如,上班族越来越穷,很多人是"月光族",根本没有钱到外面吃饭;最近几个月天气不稳定,常常下很大的雨,人们不愿外出吃饭。他还认为,老板不为餐厅申请信用卡付款,客人得用现金消费,这也是客人不愿上门的理由。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本原略考及其特性辨

<正> 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认识,关系到如何分析和评价刘勰的文艺哲学及其文论思想体系等重要问题.先前学术界或以为此"道"乃"客观规律或法则",或以为它本于"《易》道".但由于论证尚嫌不足,故有人另寻蹊径,或以为"道"的内涵为"以佛统儒,佛儒合一",或以为其乃道家之"道".更有人认为:刘勰"原道"及"徵圣"、"宗经"诸论,不过是刘勰为宣扬其文章学观点而打出的招牌而已!我们采取"不为苟同"、"不为苟异"而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态度,就《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所本或历史继承关系及其特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清官"论析

一、关于"清官"的研究 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明史专家吴晗相继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海瑞精神的评判,并由此拓展到对"清官"的讨论与评价.     

从严治党实践中的领导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及其规制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表现形态是:碌碌无为"庸"、敷衍了事"懒"、不敢担当"避"、消极怠工"散"。造成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成因主要是:从严治党力度加大,引发不良心态和本领恐慌;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领导干部选任、考核、淘汰等体制机制存在短板;受不良文化因子及传统心理积习影响,缺乏担当精神。规制领导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以强化纪律约束为抓手,突出能力建设,做实关爱体系;以解决思想问题为根本,树稳理想信念,筑牢宗旨观念;以完善体制机制为基础,健全选任机制,规范考核体系,畅通淘汰渠道;以营造文化环境为重点,清除"为官不为"的不良文化基因。     

对汉代作家教育情况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两汉作家所受经学教育之程度居于当时经学教育的中等水平,且多"博览"、"不为章句",表现出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疏离态度.汉代著名作家对于道家之学也多有浸染,汉代作家往往具有较强的个性,在生活行为方面,颇任性情,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役,与经学人格相左.道家对于人的欲望满足的合理性认识也为汉赋铺叙物欲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持.     

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不为学界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拼音文字、文化先驱者、民族国家和地域名称以及其他文化标签等"西方意象","塑造"出一个特别的"西方形象"。诗人对真实的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那些"西方意象"来自课堂与书本,不具备日常性、鲜活性与体验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在认同中以比较的方式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意象",将赞美"西方"与阐扬民族文化精义结合起来;书本性也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安排",诗人充分地掌控着那些"西方意象",使它们成为张扬抒情主人公自我主体性的语码,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具有书本性,是一个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海瑞“为民”思想的阶级实质

我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吴晗同志,对海瑞的历史地位以及研究海瑞的意义早已有过明确的论述。吴晗同志在《论海瑞》一文中说:“对海瑞总的评论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同时也指出了“他和官僚地主中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一致的一面,因之,有些官僚地主们在大骂、排挤、攻击之后,也还是说海瑞一些好话。”     

论道家的生命价值之维

从性命现象学的视角来看,道家创设了"道"这一崇高概念,为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提供理论目标和依据,通过人性与道性的趋于一致,用道性来印证人性的目标性、合理性,从而展现出生命价值实现的历程.它要求在其现实性上,通过重"真知"来拥有"道"的内在品质,做到"人与天一"而"壹其性",这是生命存在的基本目标;还要做到通过循道惜命匡世而"安其性",以及不为物累而追求自由和自我释然的"乐其性",这是生命价值的具体内容.在此,有力地批驳了那些视道家为"混世哲学"的看法.     

简介当前在“清官”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论战

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写了好多篇关于海瑞的文章,还编了一出叫《海瑞罢官》的戏,在这些文章和这出戏里,吴晗同志给明朝的一个大官海瑞,加工塑造了一个非常高大的“清官,形象,狂热地加以歌颂。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     

论海瑞的“为民”思想

海瑞在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宦海沉浮,素以直言敢谏、廉洁反贪、勤政爱民著称。他一生为官,处处"为民"着想,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其言论与举措,切中时弊,反映了国情民情,顺应了民心,既有裨于整饬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又有利于减轻劳苦大众的赋役负担,缓解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此,海瑞最终不仅获得了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们的认同,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至今仍被视为官员的楷模。     

论金元陵川郝氏的理学传统

自郝经曾叔祖震起,陵川郝氏以理学传家。他们学不为仕,崇尚实学,家族子弟治生与为学并重,以礼法持家,教化乡里。郝氏家族之理学会通了"洛学"与"关学",其理学传统的形成在于陈颢为官晋城的影响,也与陵川风土有关。     

“遯世无闷”与“人不知不愠”——儒者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易传》的"遯世无闷"说,强调"君子"不为外物左右,转世而不为世转的人格独立性,着重就君子所处穷迫困厄的非常情势以言君子人格之特征及其养成之途径,突出了君子独立人格表现的境域性特点。《易传》所谓的"隐遯",非一般隐士之隐逸,其藉此所表述的君子出入、进退之道,体现了一种乾乾精进,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论语》之言君子"人不知而不愠",则是从常态的角度着眼。《论语》提出"下学而上达"这一培养君子独立人格的途径,揭示出儒家君子人格一个重要的特征:独与通的内在统一。最高的知必为独得于心的"独知","独知"才能达天人相通,具有充分而完全的敞开性。这样一种君子的人格成就,虽"独"而不碍其为"通",虽特立独行,却并不孤独。人不知而不愠,不怨不尤,遯世无闷,"唯圣者能之",正是人生修养所至最高境界的表现。《易传》"遯世无闷"与《论语》"人不知不愠"说相互参证,可使我们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有更为切实的了解。     

杨朱学说新论

杨朱是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其"贵己"重生"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先秦学术数百年之久,然而这样一种学说,却被视为"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纵欲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遭受了两千多年的不公正待遇.杨朱思想固然存在着某些缺陷,但绝非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能论定的.     

皎然论情境──“诗情缘境发”主旨辨正

坊间著作多以皎然诗句之半"诗情缘境发"为据,以为皎然所论在于"情"与"境"互相生发,境为情源;而忽视了此半句之下文"法性寄筌空".以全诗论,皎然所论情、境,不同于物感说"心"与"物"之感发. "心"与"物"之空观,在于物迁与物不迁、有情与无情之中道.皎然并末因"境空"和"无情"而走向寂灭的空巷.心不为物迁、心不为境转,心不为情动;且能寂照双行,转物转境,这是大乘空宗中观的诗意写照.     

真善美的化身--评贾宝玉的"女儿"论

<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伟大作品,小说描写了很多女性形象,尤其是少女的形象.这些聪明美丽纯真的姑娘让作者看到了那个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的"真善美",他动情地歌颂她们,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假恶丑"的社会是怎样无情地毁灭着"真善美",令人对封建社会制度产生无比痛恨.     

论管仲之“仁”

管仲是春秋中期著名的齐相,对管仲之"仁",学界大多认可其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但对其人格上的不为其主殉死、为仇敌之相、战场上逃败等方面却颇有微词。其实,这恰是管子之"仁"的过人之处。此外,管仲之"仁"还表现为对朋友的真诚爱护,对齐国的深沉热爱。     

老舍小说《黑白李》新解--文本细读与文化社会学分析

新时期的研究者通常愿意承认老舍的短篇小说<黑白李>曾受到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甚至将其视为作者创作思想开始转变的标志.其实,这部作品并未脱出作家习惯的轨道,老舍在小说中表现的历史事件是一次被国共两党谴责的"盲动",其褒扬和贬抑的人物也不为左翼文坛所认同.但令人遗憾的是,老舍终其生也不理解这篇作品受到冷遇的真实原因.     

东汉后期经术与才艺的冲突及“鸿都门学”的意义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以拥有知识学问为自豪、优越的阶层。春秋战国之际,"士"崛起于社会并逐渐发展起本阶层的价值。经过孔子,这个阶层奠定了以道德、学问为大体的基本品格。同时,学问与技能被二分为大小、高低、贵贱这样两端。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所谓"小道",便是与道德、学问不同的技艺性的事情,"如农圃医卜之属"。一般说来,技艺之事低浅、卑俗,价值有限,因而不值得看重。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中的这一著名说法,所表白的无非是重大道轻小术的懦学文…     

从《论语》中对管仲为“仁”的肯定评价看孔子的忠信观

针对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而死,并且做了公子纠政敌齐桓公的相这一史实,《论语》中子路和子贡问孔子管仲是否为"仁",孔子以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和匡正天下为由,许管仲以"仁",而不是以小忠小信、君臣小节之标准评价管仲。这表明了孔子所主张的"忠"是忠于国家天下之"大忠",而非仅仅忠于国君一人的"小忠"。从国家民族的统一、天下的和谐太平、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等角度出发,强调忠信于国家天下,推崇对国家天下的大忠大信,是孔子评价管仲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孔子看来,只要有功于华夏文明、忠信于天下民众,就是大仁大义、大忠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