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认为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是等同“春秋笔法”的,“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了一致共识。     

“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孔子史学观念的一个悖论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时期,史官所遵循的原则、修史的指导思想皆是这一时期确立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的指导思想;"书法不隐"是春秋史官所秉持的并深为孔子所赞赏的基本原则。"春秋笔法"在于"取义","书法不隐"在于"求真"。孔子"修《春秋》",取"义"而不失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从《小城春秋》到《青春之歌》——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化的开始和完成

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化其实是从《小城春秋》开始的,《青春之歌》则使之进一步完善和成熟。两部小说对知识分子类型化处理的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个标准、两个向度、四种类型,即在高度一元的政治标准统摄下,从政治属性和个人情感属性两个向度对知识分子展开描写和评价,并最终把他们划分为革命知识分子、进步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和反动知识分子四种类型。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微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化"的方式: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乱里春秋"与艺术创作——藉从戏剧《李尔王》到电影《乱》的改编试论艺术创作的方式

日本导演黑泽明借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King Lear)拍出的电影<乱>(Ran)是一个大胆的艺术创作,我们认为,虽然评判艺术作品之美,须秉承独立精神,即把该作品置于其独立的学科门类中去考察,避免电影改编作品或其他"改编"作品陷入向不属于自身艺术特性的门类中寻求欣赏的标准的境地,但文艺创作的繁荣,却须知彼(其他艺术门类)知己(此艺术门类),摈弃门户之见,即以"乱里春秋"的艺术手法运用于艺术创作,将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根本追求,所谓艺术创作的自由与新意,才是不受限制与拘束的.而实际上,"乱里春秋"的方式,就是人类文化自身运行的方式,即"化"的方式.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兼论《三国志》《三国志注》之笔削书法

笔削原指史料的删存去取,乃历史编纂学之必要步骤。笔与削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排比史事可显意,连属辞文亦能见义。《春秋》笔削书法,一变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再变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先后、因变之史法,三变为曲直、显晦、有无、虚实、忌讳、回护之义法。或笔或削,大抵出于作者之独断与别裁,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识、史观、历史哲学,可谓顺理成章。方苞会通经史古文,提倡义法,强调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为中国传统叙事学着重笔削见义、比事属辞之"法"提供了学理依据。《春秋》《左传》等史籍"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说与戏剧叙事渊源于史传,笔削书法,自可作为解读《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演义》等史传、小说、戏剧叙事之津梁与法门。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他使用了几个概念和判断提示了对文本达成统一之理解的方法,二是揭示了达成统一理解的内在根据。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