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认为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是等同“春秋笔法”的,“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了一致共识。     

“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孔子史学观念的一个悖论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时期,史官所遵循的原则、修史的指导思想皆是这一时期确立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的指导思想;"书法不隐"是春秋史官所秉持的并深为孔子所赞赏的基本原则。"春秋笔法"在于"取义","书法不隐"在于"求真"。孔子"修《春秋》",取"义"而不失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试析汉武帝时期的“春秋决狱”

从古至今,对"春秋决狱"的作用评价不一,但是仅就汉武帝一朝而言,"春秋决狱"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正面影响,可以说是起到了"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的作用.     

论王夫之春秋学的“尊霸”思想

王夫之的春秋学继承家学,对宋胡安国《春秋传》"尊王贬霸"之说,和程朱理学的"义利""王霸"之说进行匡正。王夫之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提高霸主的地位。他明确提出《春秋》"天下之事"而非"王者之事";《春秋》予霸,霸主有征伐和刑罚的权力,代替天子主天下之事;春秋之世,"不可一日无伯"。王夫之的"尊霸"思想,颠覆了传统经学的"尊王"体系,与明末清初"民族"观念的兴起联系紧密。     

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发微

胡安国《春秋传》在借鉴前人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引入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对《春秋》作了新的诠释。他有时甚至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二程理学中核心概念的"理"来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同时,胡安国将董仲舒以来的王道《春秋》的评判标准也纳入理学的范畴,用天理代替王道,用天理来统摄《春秋》全经的解释。胡安国用义利褒贬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和"礼"一样,成为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邹县所出“取子”钺剩义

邹县所出取子钺,据形制和纹饰,可知其晚于西周早期;经铭文字体和金文辞例分析,可断定此器时代为春秋早期。与春秋早、晚期邾国国君铜器铭文对比,"取子"定非邾国国君之称,而是另一高级贵族。     

论魏源"春秋公羊学"及其对康有为"三世说"的影响

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一书今虽不见,然从《序目》可知,它是魏源在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驱使下,承继刘逢禄发明何休公羊春秋义例说,进而突出张扬三世说的重要成果。被刘逢禄所揭橥的何休三世说主要是详今略古的笔法义例,其政治意图在大一统;被魏源所阐发的董子三世说,其哲学基础上是气运论,政治意图是更化改制。魏源还有一奇妙的发现:将鼓吹心性学说的孟子视为孔子春秋微言大义思想的学术传人。这些成果引导康有为直奔西汉董仲舒,创立具有进化意义的三世说,掀起了托古改制的改良运动(而非革命运动)。由此可知:魏源上承刘逢禄,下启清末的康有为,是近代经今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柳宗元之"柳河东"、"柳柳州"称谓辨

柳宗元的"柳河东"之称谓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统有关,"柳柳州"之称谓与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有关,而没有称之为"柳永州",与其晦暗的政治经历有关.这种一名多种称谓的现象,是由于民族文化心理所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春秋》学与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的演进

在钱谦益家族引领下,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百余年的《春秋》学传统.一方面,他们从《春秋》的研阅实践出发,构建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造就了虞山诗学的"学人气象";另一方面,基于《春秋》兼具经、史的特性,他们重视史书修撰,倡导诗以存史,构建杜甫的"诗史"典范.同时,"隐而微"的《春秋》笔法,本就带有"存史""写心"双重意蕴,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将心灵感悟包裹在重重典故、意象之下,"隐迷"诗风的背后透示出高超的"写心艺术".经学、史学、诗学圆融的《春秋》学体系,不仅为虞山诗学提供了活水源头,也助益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和诗学思想的演进.     

“春秋”名义与王道精神之彰显

从考察“春秋”的名义出发可知,“春秋”之名最能体现王道之思想,“春秋”之名称能够在历史的衍变中继承下来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经过选择之后的必然。     

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

元末《春秋》学家赵汸一生求学名儒,交游贤达,潜心治学,成就卓然。赵汸的《春秋》治学理念,导源于对黄泽师说的积思自悟。黄泽所指示的《春秋》学方法和理念,对赵汸研治《春秋》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赵汸的《春秋》学成就,正是对黄泽《春秋》治学方法及理念的具体践行和进一步发明。赵汸的《春秋》学,以探究《春秋》书法义例为门径,以明辨圣人经世之志为旨归,秉承师说而能思悟发明,追踪左氏而能兼综古今,浸润宋学而有汉学之风。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化"的方式: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乱里春秋"与艺术创作——藉从戏剧《李尔王》到电影《乱》的改编试论艺术创作的方式

日本导演黑泽明借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King Lear)拍出的电影<乱>(Ran)是一个大胆的艺术创作,我们认为,虽然评判艺术作品之美,须秉承独立精神,即把该作品置于其独立的学科门类中去考察,避免电影改编作品或其他"改编"作品陷入向不属于自身艺术特性的门类中寻求欣赏的标准的境地,但文艺创作的繁荣,却须知彼(其他艺术门类)知己(此艺术门类),摈弃门户之见,即以"乱里春秋"的艺术手法运用于艺术创作,将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根本追求,所谓艺术创作的自由与新意,才是不受限制与拘束的.而实际上,"乱里春秋"的方式,就是人类文化自身运行的方式,即"化"的方式.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汉语社交称谓语"先生"的古今嬗变

汉语社交称谓语"先生",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指称对象从有德识的长者到普通人,呈现通用、泛化的趋势;与交谈者之间的身份差距以及亲疏程度等相呼应,"先生"这一称谓使用的原则从"等差"演变为"情感"."先生"演变的原因不能从称谓自身中去寻找,而应该到称谓之外的社会和交际的人中间去寻找.其使用形式的多样性为称谓者根据不同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