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唐颂体的正体与变体

"颂"作为一种与诗、赋不同的独立文体,它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文化有关,其文体风格是"雍容典雅、庄重肃穆"。先唐颂体呈现出正体和变体两种形式。《诗经》中《周颂》和《商颂》是宗庙正歌,《周颂·时迈》更为颂体树立了规范;但《鲁颂》的题材、内容形式呈现出了新变化,故被后世视为"变颂"。汉代既有郊庙乐歌的正体,也有被称为变体的颂文;魏晋时期颂体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这时期颂体的功能、歌颂对象、题材都呈现出新变化。先唐时期颂体的正与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着,它们共同促进颂体文学审美品味的形成,通过辩体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颂体的演变规律。     

“A Psalm of Life“译文评论

"A Psalm of Life"是19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作品,全诗共有9节,36行.分别从词汇、句法、节奏、韵式、修辞等方面分析原诗,比较三种不同的译文:黄新渠《生命的礼赞》,黄果昕《生之颂》,黄一宁《人生颂》.     

《橘颂》并非屈原写给自己的诗篇

《橘颂》期许与歌颂的人物对象,自汉代以至当下楚辞学界一般的主流诠释均认为是屈原自颂自期,即《橘颂》是屈原写给自己的作品。但通过细读文本,还原《橘颂》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发现屈原通过《橘颂》进行自我赞美和期许的诠释并不正确。"南国""受命不迁""更壹志兮""任道""嗟尔幼志""自慎""秉德无私""参天地""伯夷"等,均彰显《橘颂》中使用的核心词汇属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元素;从"颂"属于祭祀场合用的赞美诗,而"伯夷"身为一国之太子以及"愿岁并榭,与长友兮"这些因素看,屈原不可能以《橘颂》来自我赞美和期许;屈原在《橘颂》中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期许和赞美的对象应是举行"加冠礼"时的楚威王太子芈槐。换言之,《橘颂》是写给楚威王太子芈槐的诗篇,其文本性质为"加冠礼辞"。     

上博楚简《桐颂》与屈原《橘颂》

《桐颂》是上博楚简中数篇楚辞体作品之一,是与屈原《橘颂》在性质、旨趣、体裁、结构、艺术表现甚至文字篇幅等方面都颇为一致或大略相同的咏物诗。其作者,当是类于屈原、任职官府的楚国士大夫;其内容,犹同《橘颂》,赋桐成颂以颂扬热爱家国、心志专一、坚贞刚毅、特异独立、端正梗直、不从流俗、抱负远大、志节高尚的品格精神;其表现,则如同《橘颂》的"赋而比之也",咏物抒情,托物言志;其产生时代,也大致是屈原生活时代的战国中晚期。比较而言,《桐颂》与《橘颂》有着形式的朴雅之别、境界的低高之分等差异。《桐颂》及上博楚简中其他楚辞体作品的面世,使得人们对楚辞的兴盛、先秦文学的演变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鸠摩罗什《赠沙门法和》偈颂辩正

在佛教文献《出三藏记集》和《梁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里,都记载了鸠摩罗什诗体偈颂《赠沙门法和》一首。两首偈颂主要寓意相同,但词语略有差异。偈颂的第三句由"哀鸾"与"孤桐"两词组成。长期以来,有的学者由于对此二词理解的偏颇,使整个偈颂的本意被严重曲解,这种"南辕北辙"的解读,还影响到对鸠摩罗什一生事业成就及人格品德的正确评价。本文主要从考证"哀鸾"与"孤桐"二词入手,对"哀鸾孤桐上"一句,进行辩正,恢复偈颂全部原本的旨意,以准确而公正地认识鸠摩罗什的人生与贡献。     

威仪观念与《诗经》叙事模式的世界观照

威仪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伴随着人的尊严而产生。高尚感是人们永恒追求,它在先秦文学典籍中有充分的表现,其主要文本载体是《诗经》。在风雅颂三者中均有表现高尚感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最集中的表现还在《颂》诗中。《颂》诗的主要风格是高尚,它通过威仪观念表现出来。《小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整齐的章法。《大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错综的章法。《颂》诗最主要的章法特点是不分章,而做诗人的主观际性是《颂》章法的决定性因素。     

怨愤、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不容忽视的《史记》美颂艺术

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且能超越一己怨愤,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彻底坚守。《史记》的美颂,无畏无私,实事求是,充满正义和骨气,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首篇选择示美颂、客观叙事寓美颂、他人肯定寄美颂、＂太史公曰＂表美颂,构成《史记》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运用互见法、创体后破体,凸显《史记》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促成《史记》美颂艺术的形成。     

《诗经·鲁颂·泮水》本义考论

《诗经.鲁颂.泮水》是一首祭祀颂歌,描述了僖公在泮宫祭祀先祖周公之事,并通过比兴、铺陈、反复、夸饰等修辞方式,极力颂扬周公征伐淮夷之功、教化民心之德。因周公辅佐成王、征伐淮夷、安抚天下的文治武功,祭祀时得以用天子之礼,故鲁国作颂称扬其功,告于神明,正如《毛诗序》所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橘颂》作者为伯庸考

《桔颂》与《九章》“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从内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从形式来看,“大体上是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于是有人说《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也有人说是晚期的作品。至于《桔颂》所颂者也说各有异,或曰自颂,或曰颂人,或日“所颂者不知究系何人”。凡此说明还需对《桔颂》作更深入的探讨。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诗经》三《颂》性质考论

<诗经>三<颂>的主导思想倾向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诗的宗旨在于颂"今",而不在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大体作于殷商后期,亦主颂时王.商、周之<颂>皆以颂天子盛德、成功的方式告神,<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对<颂>诗所颂对象性质的认定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以三<颂>所颂对象为考查重点,在此基础上总结<颂>诗的性质特征和创作规律,以揭示<颂>诗的本相.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禅宗语录与唐传奇——以《离魂记》、《柳毅传》为中心

《离魂记》、《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在两宋及其后的禅林中也广为流播,并以各自的关键情节"倩女离魂"、"柳毅传书"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禅宗话头或公案,进而又产生了不少颂古之作。就两个话头公案的生成而言,前者与士大夫的参禅密切相关,后者则代表了下层信徒的悟道路径。至于颂古之作,大多属绕路说禅,即主要用遮诠法。     

《橘颂》的作时与象征意义

多数学者认为《橘颂》是屈原早年作品,以橘自喻。有关材料显示,《橘颂》作于楚怀王三十年,以橘比喻、象征太子横。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先唐颂体"用瑞"考

先唐颂体作品,今存近两百篇,其中称引祥瑞或直接以祥瑞为颂咏对象的作品多达70余篇.对这些作品进行梳理与探讨,不仅有助于对颂体文学的理解与把握,更可补益祥瑞文化研究之遗阙,为祥瑞文化研究提供更广泛的文本视域.颂体"用瑞"葆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颂体"用瑞"在先唐时期的普遍性,既表明祥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颂体文本颂美的主题意旨与祥瑞所具备的颂美功能相互契合.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先秦文学四大主题的历时分布

中国远古至战国学，整体上依照感知宇宙、颂神、颂人、颂我的人轨迹向前运行：神话与早期传说感知宇宙和颂神，《诗》、《书》与史颂人，诸子及战国策士颂我。屈原的成功和伟大，在于他生当四大主题形成第一个完整序列的时代终端，故能将四大主题独家高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