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变迁：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嬗变是一个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议题。本文立足于现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讨论,通过道德观(人与人)、家庭观(人与家)和政治观(人与国)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强调了传统文化中“仁”、“孝”和“忠”三个基本主题。围绕这三个主题,本文基于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事实,论证了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与形态：“仁”的观念从内外有别的差序交往结构逐渐转向内外平衡的宽半径合作;“孝”的观念从权威关系主导逐渐转向权威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有机统一;“忠”的观念从文化为中轴逐渐转向文化信赖与制度化评价并立的格局。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说辨白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断言:“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在洪秀全心目中,“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因此,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搞“神权政治”,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先生的上述论断及其依据大有商榷余地。关于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一说,朱东安先生已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上著文进行了有力辨驳;但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试论地理环境在先秦史官文化兴起中的作用

中国史官以其职业的智慧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民族文化的构建，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官文化。本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述了史官文化的特点和地位。认为有利的自然地理因素是史官文化发达的物质基石，复杂的文化地理环境是史官文化兴起的动力和源泉，优越的政治地理环境是史官文化兴盛的外在因素。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复旦学报 2006年第3期 朱维铮：《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指出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试论新中国中医政策中两个论断的历史意义

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医的“宝库论断”和“钥匙论断”，是新中国中医政策奠定和提升的两个重要思想。它们的内涵对应着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行业发展背景，具有总揽科学与文化关系的特质，从战略高度上指引中医的发展路向，形成了世界医学卫生事业中正确处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关系的“中国模式”。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中国精神生成的传统文化维度——从梁漱溟文化思想析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传承与弘扬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高度重视中国精神在实现“中国梦”伟大实践中的作用,并提出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重要论断。弄清楚这一论断的内涵,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伦理型文化”独特优势,构筑中国精神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的内在需要。梁漱溟先生基于对“文化即生活”的主张,以解构传统文化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为路线,深入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短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了解他的文化思想对我们深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促进“伦理型文化”与中国精神的契合共生,促进民族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闻言促谏：春秋时代社会转型中的礼乐坚守

春秋时代,在贤臣大夫的谏君行为中,有一种以“臣闻(之)”和其他“自称+闻(之)”等领起的征引现象,可称之为“闻言”。这些“闻言”大多具有常理性质,均是以第三方权威话语的形式出现,实为贤臣大夫试图通过“重提”礼乐社会中的贵族共识,来建构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合理性、合法性,进而捍卫礼乐制度的政治表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这种征引现象是三代咨议和谏言传统的衍生,根植于施舍聚民、以家代国式的中国早期国家产生方式。虽因时势与说服对象的不同,征引“闻言”会产生不同效果,而且“闻言”呈现出渐次退场的态势,但其价值并非仅限于当时。作为早已存在的公共话语,“闻言”借由贤臣谏君的特殊场域被“重提”与阐述,加之史官在场载录以及后续整理、保存、传播的助力,明确了其作为公共话语的重要价值,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经典化,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重要论断的当代思考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的重要论断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笔理论财富。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应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逻辑又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从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论江泽民文化观的特点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江泽民同志不仅高度重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 ,而且高度重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 ,形成了以“一个核心”、“两个结合”、“三个关系”为特征的文化观     

墨子刻对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墨子刻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其著于 70年代末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书中最重要的是墨子刻关于新儒学“困境意识”及其相关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的观点 ,以及关于“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之间的一贯性”之论证。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 :依赖性与中国家族主义的人文理论、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新儒家的困境意识、新儒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时代中互相依赖的精神气质。墨子刻把 2 0…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正>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之一郑重地提了出来,并且以三个“必须”和三个“不允许”来规范其基本要求,这说明我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化、科学化和系统化。这些基本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合理继承,又是总结和吸收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发展。例如,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政治、文化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以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的问题;在马列主     

孙中山与"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 ,它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为解决迷失已久的社会政治权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在孙中山的努力下 ,“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使国民党迅速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政治权威     

论秦的祖先世系及其文化建构

《史记·秦本纪》叙述的非子之前的秦的祖先世系存在很多矛盾和抵牾之处,这和秦政治权威的出现及相应的文化建构有关。秦人的政治权威出现在非子时期。非子是秦人第一个政治权威。秦人政治权威的出现凝聚和凸显了“秦赢”族群,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秦赢”族群需要相应的文化建构,以非子为首的秦人自然地将文化建构的目光投向周的宗法文化。秦的祖先世系突出的是宗族的神圣性、祖先的功业、宗族的历史,反映了秦赢宗族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的文化需要。秦的祖先世系的文化价值和史实价值相比较来说。文化价值更应该受到重视.